婚姻——一种身份性契约——兼论"第三者责任"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婚姻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在生活中,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排除了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不用承担责任。这条规定不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情杀、仇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责任,在立法上应予以明确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稳固家庭。     

试论第三者应成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损害赔偿的相对人锁定为婚姻关系中有过错的一方 ,不涉及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然而 ,对破坏婚姻关系导致离婚的第三者应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有必要作理论上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行为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论述 ,提出应将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列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关于第三者损害婚姻赔偿责任问题的再探讨

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其绝对权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不得侵犯,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的行为侵害了无过错配偶方的配偶权,给其造成了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根据我国法律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与做法,第三者必须承担损害婚姻赔偿责任。     

婚姻关系中道德与法律的二元结构

婚姻,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一个道德性、伦理性很浓的法律实体,在婚姻关系中道德与法律呈二元互动结构。结婚、婚后生活及离婚,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严肃的法律问题,婚外恋、第三者涉足别人家庭、通奸诸问题,均应作如是解。婚姻离不开道德、离不开责任,当然也离不开法律,这是婚姻这种社会组织体存在并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基本前提。     

试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配偶权在我国是一项存有争议的权利，立法上尚未完全确立配偶权保护制度，但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却提出了保护配偶权的问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和婚姻法中确立了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这显然不足以抚平无过错一方的精神创伤，更不能有效地制裁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为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尽快确认“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责任，通过立法和司法保护，使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干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婚姻道德建设

在社会转型期,婚姻关系中出现了婚姻伦理取向混乱、家庭暴力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爱情为基础、强化婚姻关系中义务与责任等正确的婚姻道德观,这对于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婚姻道德建设

在社会转型期,婚姻关系中出现了婚姻伦理取向混乱、家庭暴力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爱情为基础、强化婚姻关系中义务与责任等正确的婚姻道德观,这对于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期望视角下的婚姻冲突研究 ——基于县域青年的调查

在婚姻个体化的背景下,情感成为维系婚姻的核心要素,婚姻冲突的本质因此转化为情感的碰撞和对抗,情感的演变决定着婚姻关系的走向。运用情感期望理论,从消极情感产生、累积和被催化三个过程探讨婚姻出现危机的内在机制。发现建设性沟通的缺乏、角色转换的缺少、家庭边界的模糊和归因于他人的倾向是导致消极情感持续并使婚姻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论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现今社会中,婚外第三人,俗称第三者,侵害夫妻配偶权权而对婚姻的和睦与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有时甚至恶化为刑事案件,社会的安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很多学者主张追究第三者的法律责任,并认为具备了侵权法所要求的全部要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理论上认定的困难和实践中举证的艰难,不能轻易的因为道德倾向就要立法追究第三者的责任.     

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婚姻是社会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基础,其稳定对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婚姻的保护一般首先依靠道德来予以维护,但为了更好地维护婚姻关系对于某些特殊权利应尽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比如对于体现夫妻关系核心性质的配偶权正是这样一项权利。在此探讨论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之间的调适及社会影响——以凉山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为例

婚姻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良性发展问题。彝族人的婚姻关系也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目前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择偶标准由民族、等级和家族势力为首选向经济、相貌和个人能力等为首选转变;择偶目的由生育向生活幸福转变;婚姻礼金观念由传统礼俗交换向现代商业交换的转变。这些婚姻观念变迁对彝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影响趋势,出现了正负两面影响。应该以"社会良性发展"为原则加以管理和引导,即从法律、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角度加以控制和调适,使婚姻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婚内救济制度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婚姻状况不容乐观,离婚率持续上升,损害了婚姻利益、未成年子女利益和社会利益。婚内救济制度,以婚姻关系公司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公司法中的穷尽内部救济规则,一方面设置离婚障碍制度,限制草率离婚;另一方面,为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的婚姻当事人赋予可选择的救济措施,避免断然且无奈地采取离婚手段来解决婚姻问题。婚内救济制度,符合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符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有效降低离婚率,维护婚姻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关于婚姻效力立法的思考

婚姻的有效与无效是建立在婚姻成立的基础上，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能区分婚姻的成立要件与婚姻的有效要件，以致关于婚姻效力的立法存在着不少缺陷，尤其是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一些人把事实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等理解为不存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再行同他人结婚亦不构成重婚。实质上，这种说法混淆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婚姻的效力制度进一步完善，严格区分无效婚姻和无婚，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婚姻非契约的法哲学分析——以黑格尔哲学为资源

契约婚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观念,然而婚姻和契约有本质的区别,婚姻并非契约。通过分析和比较黑格尔关于契约和婚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处于意志自由的不同实现阶段,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契约的缔结出于任意性,而婚姻则从实体出发,是对任意性的扬弃。契约中的共同意志相对于婚姻中的普遍意志而言只是特殊形态的特殊意志。契约的客体只是外在物,而婚姻的客体则是伦理实体。这决定了契约关系是人际关系,而婚姻关系是伦理关系。契约婚姻是对婚姻伦理实体的消解,是没有精神的。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婚姻的伦理本质,有助于维护婚姻关系和家庭的稳定,并增强家庭成员的幸福感。     

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在综述中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关系的三个假设1)孩子更多地发挥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器的功能;2)孩子不仅直接作用于父母婚姻关系,而且还产生间接影响;3)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父母本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这些理论假设.同时还发现,与西方一样,生育男孩和多子女具有更大的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在高知和高职业家庭,孩子对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加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孩子维系父母婚姻的作用更加突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新探

我国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旨在为配偶中的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有效规制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侵权行为,以达到维护家庭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但由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狭小、举证难度大、赔偿义务主体与索赔主体过于单一导致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无法充分得到保障,过错方配偶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有力制裁,无法充分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鉴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缺陷,必须加以改进、逐步完善,具体途径包括:一是通过法律程序增加离婚赔偿法定情节和兜底条款;二是将破坏婚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畴;三是扩展无过错方举证的法律边界,法院可依无过错方申请调查取证,也可依职权主动取证。     

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的变动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节奏。作为社会急剧变化形式的经济危机,除对社会整体造成沉重打击外,对个人及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在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与寻常不同的变动特征,结婚率与离婚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变动中的重要影响。     

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以鄂中荣村为个案

在农村社会中,人们不仅重视婚姻本身,而且对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婚姻礼仪倾注了相当的热情,究其原因不仅仅是源于文化习俗的惯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婚姻礼仪作为一项社会设置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婚姻礼仪作为过渡仪式的一种,具有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礼、社会角色的转换、婚姻合法性的确立、组建社会网络与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     

论“双性气质”对现代婚姻模式的影响及其培养

具有“双性气质”的男女更有可能选择或适应婚姻关系中双方满意度最高的平等分工型模式，即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及生育责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男女共同主外，共同主内”的现代婚姻模式。而双性气质的培养，要从社会政策层面、家庭和学校与大众传媒入手，形成有利于双性气质的社会文化环境。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本项研究发现,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高稳定性仍然是两类妇女婚姻的共同特征。分析表明,“留守”将通过扩大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农村妇女婚育观念的现代化,增加其精神压力,降低其婚姻关系和性生活满意度,进而对婚姻稳定产生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