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自诉案件转为公诉，致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之间恢复正常和谐的社会关系，也不符合刑诉法的基本精神。应当充分认识自诉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自诉案件应当采取自诉优先、国家援助、减少公诉的原则，化解纠纷，帮助当事人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实理社会和谐。     

公诉证明标准的实务困境与对策——析“段某等”故意杀人案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作出新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司法实践中新证明标准适用引发撤回起诉、无罪判决情形增多,对公诉机关办案造成较大压力。究其原因,既有公、检、法三机关在证明标准认识上的差异,也有侦查机关证据收集方面的固有欠缺。因此,准确把握公诉证明标准,完善证明标准保障机制,是今后公诉实践应当着力提升的关键。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认罪轻微刑事案件这一特定角度出发,探讨了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轻微刑事案件办理的意义、范围,以及相关证据标准,程序如何进行规范,加强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探索提高效率、保证办案质量和效果的有效途径,从而使简易化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节,尽可能地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对“最高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两个证据规定”的解读

两个《规定》对于审查判断运用证据在公诉职责、证明标准、证据规则、庭审程序、新型证据、特殊手段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酌定量刑情节等方面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规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将对此论述。     

浅议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

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浅谈检查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时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提出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建议。     

刑事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进路——基于人权保障的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作为一项新的司法改革措施,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法治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控辩双方地位依旧不平等以及整个庭审过程虚化等不良现状,应当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导下,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方面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基本措施: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弱化口供作用以及加强律师辩护权来规范侦查工作;通过改革案卷移送方式,建立预审制度来改进公诉方式;通过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以及落实证据裁判原则来完善庭审制度。     

简易程序中公诉人的角色定位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简化了办案程序，减少案件积压，不仅缓解了‘嚷多人少”的难题，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这一变化对加强法律监督，强化权力制约，保障多方权益都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对检察机关而言是个新的挑战。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充分利用量刑建议鼓励被告人认罪和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在开庭时如何举证质证，都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律师职业权力扩大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挑战及应对

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正式施行。新刑诉法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围绕我国的侦查理念、程序、体制等宏观方面进行了改革，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细节方面进行了修订，在这些制度修改中，涉及律师职业权利部分的修改是对经侦工作影响最深的部分。
　　一、刑诉法修改后律师职业权利的变化
　　（一）律师介入案件时间提前
　　正式确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侦查人员也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并将告知的情形记录在案。     

聂树斌案的司法体制反思

聂树斌案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它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尤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冲击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因此,深度挖掘致使聂案最终铸成错案以及纠错之难的司法制度与体制因素,对正在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反向借鉴价值。本文对公检法三机关在"聂案"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各环节的过程予以梳理分析,对"以侦查为中心"致使司法制度与司法权力配置异化从而导致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就如何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与及时纠错的制度与机制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其在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视为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终极救济制度"。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程序、权限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被告人当庭翻供的理性评判及对策

翻供,是指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一致的现象称。翻供一词,其本身仅表明了推翻或改变原有供述,只是对事实客观的中性描述。但司法实践中,翻供一词却往往被公诉人和法官当作贬义词来使用,并作为认定认罪态度的依据,其实质上暗含了浓重的有罪推定色彩。同时,当庭推翻原有的稳定供述,也对公诉人指控犯罪、法庭认定证据带来一定的困难和考验,如何对该现象既能客观、理性的评判,又能从容、巧妙地应对,是公诉人亟待解决的实务难题。     

被告人当庭翻供的理性评判及对策

翻供,是指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一致的现象称.翻供一词,其本身仅表明了推翻或改变原有供述,只是对事实客观的中性描述.但司法实践中,翻供一词却往往被公诉人和法官当作贬义词来使用,并作为认定认罪态度的依据,其实质上暗含了浓重的有罪推定色彩.同时,当庭推翻原有的稳定供述,也对公诉人指控犯罪、法庭认定证据带来一定的困难和考验,如何对该现象既能客观、理性的评判,又能从容、巧妙地应对,是公诉人亟待解决的实务难题.     

我国公诉与自诉制度浅析

我国实行的是公诉兼自诉制，主要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然而，由于未能对自诉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的垫体设计，使得自诉制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操作方面部存在缺陷，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     

中国警察讯问语言研究

侦查讯问是公安等侦查机关为了查明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收集案件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依照法律程序,面对面地以言语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的一种侦查手段。可见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会话形式,无论从会话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与者参与会话的目的等各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会话形式的特点。本文运用语言理论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知识,从侦查讯问语言的特殊性、侦查讯问语境的分析与运用、侦查讯问中主体所使用疑问句的语言结构和语义效果的分析以及侦查讯问心理和侦查讯问语言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侦查讯问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试图从中总结出侦查讯问中言语的一些规律性和实用性的运用方法和技巧,对今后的侦查讯问工作做点有益的工作。     

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潜规则及其对策

当前,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着很多潜规则,在侦查活动中,只有对那些已经得到侦破的案件,侦查机关才会作出立案决定,刑讯逼供“阴魂不散”。在审查起诉中,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更愿意采取撤回起诉的做法,而尽力避免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相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而言,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所具有的获得“胜诉”的欲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厦。在审判中,一般情况下,审判程序都是奉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刑事案件往往是由一名“承办”法官进行裁判的。针对这些潜规则,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试图消除之,改变刑事诉讼法被规避和搁萎的境地。     

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现状与改进

我国刑事立案程序在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立案审查程序过于原则,立案条件过于笼统的问题,实践中侦查机关的实际做法与文本中的规定出入较大,对于侦查的启动,我国应该废除作为独立开始阶段的立案程序,单设侦查篇,下设二章,即第一章立案,第二章侦查,取消立案的独立性,把立案纳入侦查的一部分,这样才符合实践的需要。     

行政证据的作用与功能

行政证据是非诉讼类证据．它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证据。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律规范所设置的事实要素而收集、运用以证明相对人法律行为或事实的证据。由于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人们往往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混同，或认为行政诉讼证据包括行政证据，或认为二者虽有区别．但区别的意义不大。基于此．阻碍了人们对行政证据的研究和发展。     

我国的“公诉转自诉”制度废存探讨

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类自诉案件，被理论界普通称为“公诉转自诉”案件，增设此类不仅违背了刑事追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与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相悖，而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予以废除，代之以检察机关干预自诉，强制起诉等其他制度，以完善我国的自诉制度。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技术手段运用探讨

<正>所谓技术侦查手段(亦称秘密侦查手段),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秘密搜集、秘密辨认、刑事特情、化妆侦查、电话监听、谈话窃听等。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职务犯罪查证难,侦破率低是当前遇到的一个难题。职务犯罪案件由于其证据的隐蔽性和易灭失性,罪犯极易采取串     

浅析证人证言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构成要件的证明作用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判明主体是否适袼是开展案件查办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实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往往着眼于书证的获取,而往往忽视了证人证言的运用,这不仅反映出侦查机关运用证据种类过于单一,而且也不符合当前日益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本文结合实践,对证人证言证明贪污贿赂犯罪主体适格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