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艳羡到逃离：宋玉书写女性的现代解读

末世文人的女性自拟心理，导致了宋玉的文学创作在选材与书写上的独具风格，即对女性的从艳羡到逃离。宋玉对女性的认同，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艳情文学始祖的地位，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的口实。宋玉对美女的逃离实际上是追求理想的失落。在女性自拟心理影响下，这种失落散化为浓郁的伤感，强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审美主题的自觉，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女性化的审美意味。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理想化与妖魔化--论宋玉的女性形象描写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美女文学和丑妇文学的全方位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从形象学(imagologie)的角度来看,作为男性作家的宋玉在对"他者"(others)--女性的描写方面存在理想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倾向.他塑造的高唐神女和东家之子是十全十美的丽人和美神,他描写的登徒子之妻则是集天下奇丑于一身的丑妇.中国后代作家描写美女与丑妇都深受宋玉的影响与沾溉.     

论女性小说的"逃离"意识

"逃离"是当代女性小说的主题之一.它不仅被写成觉悟了的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的宿命,更是当代女性作家们对现实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写作姿态,在"解构--建构"的过程中,她们寻觅和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逃离：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表征--艾丽丝·门罗《逃离》的女性意识研究

艾丽丝·门罗在她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逃离》里面,描述了女主人公卡拉在两次逃离过程中的复杂思想意识,以及其女性意识不断成长的历程。卡拉在两次逃离过程中的结果虽然不同,但是其中表达的寓意则是女性如果想要有一定的主体意识,就应当具有思想以及经济的双方面独立,只有这样的逃离最终才能够达到对于自身的救赎。     

从传统女性极端化形象到现代女性解放

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塑造得过于偏激,可以说是走上了两个无法交汇的极端:或是赋予女性一个冰清玉洁、端庄高贵的形象,甚至将其推到女神的高度;或是把女性塑造成红颜祸水、恶妇淫妇的形象,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使得女性失去了本身固有的色彩和气质。这种极端化的女性角色定位,是男权社会男性话语权的必然呈现和男权意识的自然反映。女性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男女平权",女性解放和女性自身的思想观念、经济的解放以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分不开,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从而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进步。     

追寻与逃离：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书写

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是当代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们均以突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莱辛的主要作品《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以“追寻”为线索揭示出女性对自由生存空间的探寻;门罗的短篇小说以“逃离”为主要情节,刻画了女主人公逃离社会、家庭桎梏以及对自由与自我的追求。尽管两位作家的研究主题与写作手法不相同,但无论是莱辛的“追寻”还是门罗的“逃离”,都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艾丽丝.芒罗在其短篇小说《逃离》中,以女主人公卡拉两次逃离背后女性意识迂回发展的历程,表现了女性要实现主体意识,必须具备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个条件,不同条件的满足导致了卡拉两次逃离的不同结果。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遭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建构了区别于男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两性文学的共同发展。     

南宋后期辞赋创作探微

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在宋词中行吟的宋玉——宋词人的"宋玉情结"析论

有宋一代的词人于宋玉可谓情有独钟,在《全宋词》中屡有提及,且多引用化用其辞赋之作。本文通过对《全宋词》中关涉宋玉的词作进行检索、整理和分析,力图挖掘宋人笔墨何以屡屡指向宋玉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其人其文作用于宋词而产生的文学影响。     

艾德娜与玉娇龙之女性主义孤独意识解读

孤独意识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独特精神现象,在文学领域是永远值得探讨的母题。通过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全新解读了凯特·肖邦《觉醒》中女性形象艾德娜和聂云岚《玉娇龙》中女主人公玉娇龙的孤独意识,剖析了这两位女性形象对刚刚苏醒的主体意识的捍卫,从而阐释女性在男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下孤独意识产生、抗争和解决的痛苦,希图由此窥探在女性主体意识影响下中西女性孤独意识发展与表达展现的相似之处。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笛赋》为宋玉所作说

关于《笛赋》,自南宋章樵提出怀疑以来 ,古今学者多否认其为宋玉所作 ,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 ,前人的理由均有失考之嫌 ,没有一条能作为否定宋玉作《笛赋》的力证。同时 ,从《笛赋》的内容看 ,它反映了楚国灭亡时楚人的伤痛情感 ,又鉴于游国恩先生对宋玉生年的推测 ,楚亡时宋玉为七十四岁左右 ,具备创作《笛赋》的条件。所以 ,我们认为 ,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否定宋玉作《笛赋》的情况下 ,应当认同古文献对《笛赋》的题名 ,承认《笛赋》为宋玉所作。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