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时期教育独立论与教育救国论之间关系的探讨

清末民初的教育救国思潮催生了教育独立意识;但教育独立思想在学潮问题上所持的参政自律态度,凸显了现代教育立足于自身的学术和文化特质独立地服务于社会的主体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教育独立为前提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对狭隘教育救国论的一种理论上的升华.     

浅议陆征祥退隐后的救国思想与实践

陆征祥退出政坛后,以精神重塑为核心,构建了一套铲除社会弊端,进而拯救中国的方案。他不仅呼吁通过树立基督信仰去除私欲,也要求以基督宗教文化来完善儒家文化,同时更希望把儒家文化推向世界以消除隔阂。尽管陆征祥所提出的救国理念有着诸多缺陷,但在20世纪前半期众说纷纭的救国论中,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留学生与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近代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风,以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了近代社会诸多方面。留学生首次将西方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对科学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近代中国科学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留学生不仅在选习科目上侧重于自然科学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而且积极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与实践。1915年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的创立,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科学救国思潮在促进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

“鬼神救国”论是近代各种救国言论之一,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考察“鬼神救国”论对于更深入地剖析救亡局势下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命运,更全面地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以灵学为例,“鬼神救国”论者认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主张“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鬼神救国”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洋眼中的近代中国变革——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为例

西方人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变革?芮玛丽的<同治中兴>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审视中透出了西方某些史学家关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观点,并对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精辟见解.但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过分夸大了外国影响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过分夸大了儒家或儒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对近代化变革的抑制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党的工作重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着力解决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战略地位、目标任务、实现途径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文化理论成果.这主要包括精神文明论、特色文化论、先进文化论、文化国力论、文化产业论、和谐文化论和以人为本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总目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西部抗战文化与西部文化开发———写在抗战胜利60周年………………唐正芒(4.110)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齐霁(4.114)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分会概述…………………孙颖慧(4.120)政治江泽民民族问题论…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用文化工具论把脉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工具论主要由四个基本命题构成: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文化的报答力是有限的,对不同文化应唯好是用。用其作为评析方法,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报答力在器物文化方面已经基本丧失,在符号文化方面也大大降低。因而在解决当代国人的实际需求或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过分期待和依赖中国传统文化,而应放眼全球,以唯好是用的方式来获得最好用的文化工具。     

论辛亥前张謇经济思想中的国家角色定位

从产业孵化器、制度创新主体以及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张謇对近代中国后发外源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应扮演角色的思考.指出其思想兼蓄英美与日德两类国家发展之经验,试图在干预主叉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出路,从而在协调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平衡关系中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特点

陈撄宁仙学思想是近现代史上道教界应对时势的一次复兴道教文化的理论创新 ,他以卓尔不群的仙学独立思想和震聋发聩的仙道救国论 ,改革道教 ,调适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开创了近现代道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以当仁不让的“道统”意识上接千年中华道家文化的修道养生之学 ,下启当今的“生活道教”理念 ,开创了中国道教现代化之路。     

杨杏佛救国思想综论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间”知识精英。受时代精神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激荡,其救国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杨杏佛救国思想主要具有稳定性、体系性与实践性的突出特点。     

“白马非马”论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产生的 ,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质。今之学者通常站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它 ,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性质。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角度去解读 ,可以发现“白马非马”论实际上不属于逻辑问题 ,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认识论问题。它是“责实”问题 ,而非“共相”问题 ;采用的是“辨物察类”型分析法 ,而非概念逻辑 ;它是公孙龙特有的借以阐述其思想智慧的“道”论     

科技兴国 教育奠基——兼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面对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蹂躏,中国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启示,喊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然而,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知识分子“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也都成了泡影。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50年代中期,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途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依靠科学,发展教育。为此,党和国家适     

新吾国 新吾民——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探析

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梁启超试图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提出"新民说"的救国之道,认为"新民为急务"。其新民方案是从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三个维度出发,新民德包括公德论,私德论,新品性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新民智,属于价值观层面。这三者又彼此相联系,共同为了新民气,改造中国国民性,铸造民族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梁启超新民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思想的深度及其力度,也不愧为思想之先觉者,从而进一步影响后世者进一步探索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严复"三民"思想简论——"人的近代化"研究系列之一

在讨论严复思想的诸多专著论文中,严复《原强》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姑谓之"三民"思想)往往被忽视,或被贬之为"西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思想"落后于"康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温和的改良主义"(张岂之、杨超:《论严复》,见     

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

研究者大多认为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①。两种观点中,前者没有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笔者在研读严复论著时发现: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为:一方面,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救国方略;另一方面,以自由…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