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人数众多.据官方统计,吸食者约占甘肃总人口的3.21%,数字很大.追溯其缘由:种植是吸食的前提;鸦片的特殊药理性质,使吸食者认为能够补充"能量",减缓劳动紧张度;整个社会娱乐活动的短缺,吸食鸦片又成了打发余暇的有效手段;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常被当作疗疾治病的"药品".从根本上考量,民国甘肃社会鸦片的普遍吸食是政府责任缺失,禁政推行不力的结果,是社会衰微、民气不振的一种反映,也是社会畸形状态下的产物     

清朝中后期社会吸食鸦片群体成因探(1780～1911年)

清人吸食鸦片现象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广泛流行,经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黑暗腐朽的鸦片文化.鸦片在清代中后期对社会的危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许多学者通常把鸦片在中国的危害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客观外因,忽视了清代大量的人群主动吸食鸦片这一根本的主观内因.笔者认为清代腐朽鸦片文化的主要成因在于国内社会群体主动吸食鸦片.有鉴于此,清朝中后期吸食鸦片群体的成因是本文将探讨的核心方面.     

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

一 18世纪初,葡萄牙人为了挽回澳门海外贸易的衰颓形势,开始往中国贩运鸦片,从1729至1772年的几十年间,是葡萄牙人独操走私鸦片进中国的时期。他们以澳门为据点,从印度西北海岸的葡属租借地果亚和达曼源源不断地贩运鸦片至澳门,再由澳门走私进入大陆内地,初时每年约200箱之数,供中国人吸食之用。《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记载:“吸食鸦片当在吸食烟草之后……,而第一次关于此种嗜好的记录,则始于一七二九年,尔时输入之鸦片,纯由葡萄牙人供给。其出口年约二百箱。”1729年以后,中国吸鸦片的人不断增加,葡萄牙人运往中国的鸦片也随着逐年以20箱的速度递增,至1767年,入口的鸦片数目已达每年1000多箱。“则运一千箱,这样的数额持续了好多年,皆由葡萄牙人经营。”可见,澳门在18世纪初、中叶已成为鸦片输入中国的贸易市场、鸦片走私的基地了。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的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与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仍、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清代鸦片泛滥成灾，鸦片问题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清代政府一直主张禁烟。从禁烟的动机与效果看，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清朝建立伊始，吸食鸦片之风已经出现，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鸦片作为药材每斤纳税三分即准予输入，“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上成青，镶竹为管，就好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鸦片输入量已达200箱。已远远超过国内药用的需要，这表明吸食之风开始蔓延，烟民人数正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

根据大量文献记载,罂粟栽培技术于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唐代,罂粟的利用价值主要限于花卉观赏;到了宋、辽、金、元时期,罂粟的医药功能得到医家高度重视和广泛使用;鸦片输入中国始于公元15世纪下半叶(明成化年间),在明代,鸦片的医药功能得到了积极利用,到清代,随着混合烟草吸食方法的发明和传播,鸦片开始被滥用,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万国公报》反鸦片言论特点刍议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利益,坚决反对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万国公报》的反鸦片言论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些言论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     

晚清贵州鸦片问题初探

晚清贵州是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而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与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多,论著较少,本文拟对晚清贵州鸦片的输入和种植,贸易和路线、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课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鸦片的输入及种植经过熬制、提炼,以吸食为主要功能的鸦片,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就输入中国,但流入内地甚少.清朝中前期,贵州并无鸦片输入记载.鸦片输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前不久.据《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称:"作为吸食毒品的鸦片自何时流入贵州的……可以初     

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 --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在18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而且使来华西人和英美社会中较有正义感的人士对这种贸易展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与谴责.他们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出发,就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鸦片走私的违法性等方面,对鸦片贸易和英美鸦片贩子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舆论攻势.而来华鸦片贩子和鸦片利益集团则极力为其肮脏行为辩护,诡称鸦片泛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嗜好",鸦片本质上是"无害的药品",而应对鸦片问题负责的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印政府和清政府官员.除来华西人外,英国舆论界也就鸦片问题的是非展开了辩论.     

尚玉意识在《诗经·国风》中的表现方式

玉以其特有的珍异润朗、光洁清澈赢得了人们的钟爱和礼赞 ,因而在广大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尚玉意识。尚玉意识自古有之 ,在距今 2 50 0余年的《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反映尚玉意识的篇章 ,其表现方式大致有三种 :即玉作饰物 ,玉作信 (礼 )物 ,玉作美洁物的喻体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ates of overeducation in Europ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variations in spatial rates of overeducation.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a sample of region-yearly data drawn from the EU Survey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SILC) and several institutional and macroeconomic features captured from other data-sets.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overeducation rates include factors such as labour market risk, financial aid to university students, excess labour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We find significant effects both for labour market structural imbalance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findings of micro based studies which have found that overeduc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an assign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民主理论研究

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价值诉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革命和改革一步步确立其民主政治的过程。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体现和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及理性升华的民主政治理论,又进一步推进着中国的民主进程不断地前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人手,以民主政治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这一背景下的发展脉络和主题。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早期铜器发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亚洲地区早期铜器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传入的区别;并收集了欧亚草原早期金属器的相关地区的资料,明确了这些铜器的年代;最后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最早并且集中的齐家文化金属器,对这些金属器可能的发展阶段以及来源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论文根据金属器的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金属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没有解决中国金属器的制作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这有待考古与冶金史更好的结合。     

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及求解——从发展合理性的视角

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中存在资源开发的质与量、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的发展与代价、资源开发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等几对现实矛盾.发展合理性是审视和解析这些矛盾的合理视角,确立和实现质的标准、科技进步、合理需求、合理代价中的发展、代内代际的和谐关系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从平等原则谈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平等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男女平等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等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现行《婚姻法》没有就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予以区别性的对待,没有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应进一步规范体现性别差异的法律,实现男女两性的实质平等。     

我国就业领域反基因歧视之法治困境

随着我国基因歧视现象从"可能"成为"现实",如何从法律层面有效规制就业领域中的基因歧视问题是当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反基因歧视是对基因检测技术滥用的矫正,它在有效规制基因技术所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最大限度实现就业领域反基因歧视的目标,必须从推动反基因歧视信念的普及、确立"间接歧视"的侵权认定标准以及健全基因歧视例外制度等方面着手。     

明末云南的"沙普之乱"

明朝末年,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日益腐朽.地方民族统治者与中央派驻官员之间,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继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后,安南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与普名声之妻万氏发动了震惊云南的"沙普之乱",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大西军借沐府焦夫人弟的名义进入云南,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稳定了云南的社会秩序,推动了云南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自我教育在高校德育中的作用

大学生自我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一环,是将德育内容内化为主体个人的自觉行为、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对学生教育中,自我教育是起主导作用的方法之一。用“慎独”教育,可培养大学生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正面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要双管齐下,有机结合,扬长避短,互相配合,优势互补,以此才能加强和扩大德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