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到来之前——曹禺戏剧艺术辩证法一则

卢那察尔斯基曾经指出:“当我们考察戏剧创作时,就会看出,它比任何其他艺术部门具有更多的辩证的性质”,“剧本可以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但是它必须具有辩证性——通过矛盾的斗争而发展”。(《论文学》第65页) 曹禺是一位极懂戏剧特性的剧作家。他为我们提供的戏剧创作经验,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研究这些经验,更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戏剧艺术的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一位公认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精品,将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文章认为,曹禺建国之后,还是原来的曹禺。他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是,曹禺又不是原来的曹禺。通览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建国前后创作心态不一样、创作方法不一样,以致于创作效果也不一样。在总结曹禺建国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创作的功过得失时,要积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一是创作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     

《九歌》的戏剧因素和艺术语言

<正> 《九歌》不但是文学和音乐舞蹈结合的产物,而且具有萌芽状态的戏剧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戏剧是一种表演的艺术,在《九歌》中很多篇都有以人扮神,表现一定的情节,具有动作性、表演性。(当然,《九歌》还没有构成集中的戏剧冲突,还没有完整的戏剧故事,因而我们还不应当把它就叫做戏曲,象有些研究者称它为舞剧,那是不够妥当的。)关于《九歌》的戏剧因素,前人和近人曾有些体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试论元杂剧悲剧的鉴别标准

对元杂剧中的悲剧究竞有多少,有哪些,学界历来看法不一。笔者认为,鉴别一个剧是否是悲剧,当然首先必须要看它是否符合悲剧的定义,即“悲剧是对戏剧中主人公以幸福和生命为代价,为克服生存危机所做的失败的努力或对超常磨难的承受的展示。从而唤起审美主体惊惧、反思、振奋或崇高的审美感受”,是否具有较为强烈的悲剧精神。以此为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订立几个硬件做标准:要求悲剧中的主人公必须是个悲剧人物;全剧的主体戏剧冲突必须是悲剧性冲突;戏剧的悲剧性情节长度应该占据该剧的情节长度的四分之三以上;要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实际显示出来的主旨。由此判定元杂剧中有21种是悲剧。     

李渔论元曲

元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作为元曲的主体,元杂剧构成了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众多元杂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所提供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对后来的明清传奇创作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意义。可惜的是元代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理论著作,由元代的曲家们来系统总结本朝戏曲艺术似乎也为时过早。明代的曲家们面对前朝光彩夺目的杂剧艺术,或挖掘戏剧史料,或探寻作品本事,或鉴赏曲词,或制订曲谱,对元曲的精妙之处多有涉及和评价,但仍缺乏较为完备深入的理论概括。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李渔最后完成的。李渔对元曲的批评影响深远,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仍可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因此,研究李渔的戏曲理论,不可不注意他对元曲的系统论述。     

元杂剧的繁荣与中国戏剧之晚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中和之美"的艺术批评标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长期受到压抑,直到元代才出现戏剧大繁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制约戏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元统治者对文学艺术客观上的放任态度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元代大都市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元杂剧兴盛的土壤;元代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转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专业作家群,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走向繁荣。     

悲剧与悲剧观念——从《赵氏孤儿》与《麦克佩斯》谈起

<正> 元杂剧《赵氏孤儿》,被称为元代四大悲剧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早负盛名。著名戏剧理论家王国维甚至说它是“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但近年却有学者对它的悲剧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赵氏孤儿》“严格说来不是一出悲剧”。因为悲剧人物不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相反。“其效果不是悲,而是喜……还因为“不幸的事件在作品里,不是悲剧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出现在末尾,而是作为情节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出现在戏剧的开头。”(《悲剧论》128页、130页)应该怎样分析和看待此剧,我想结合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燕赵元杂剧艺术在世界剧坛的历史性辉煌

13-14世纪,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以及印度梵剧早已风光不再,而在当时的中国崛起并繁荣鼎盛的元杂剧,则成了世界三大戏剧文化之一的中国戏曲的第一座高峰。作为元杂剧重要园地的燕赵地区,既拥有像“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和白朴、马致远、王实甫这样的大家,又拥有像《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等这样的世界名剧,无论在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感染力诸方面,都代表了整个元杂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摘取了13-14世纪以及整个中世纪中国和世界戏剧文化的桂冠,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历史性辉煌。     

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的审美观照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予以审美观照,并从中反观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倾向,总结其艺术趣尚对后世的借鉴意义。这六个方面分别是:一、女性性格的独特魅力;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三、对声色之好的超越;四、戏剧情节的一波三折;五、戏剧冲突的巧妙设置;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悲剧性。     

明清杂剧创作“衰微”说质疑

明清杂剧创作“衰微”说质疑●宋子俊一、问题的提出元杂剧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成熟及第一个创作高峰，它不但成为一代文学之主流，而且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成就是无可替代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论者在肯定元杂剧成就的同时，对后世的杂剧创作颇有微辞，说元...     

元杂剧中的“三复”与戏剧叙事演进

“三复”是民间文学一种常见的情节叙述模式。元杂剧使用“三复”的剧作比比皆是，发展出三复情节、三复表演，它们在元杂剧的组织结构、人物塑造与艺术表演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中的“三复”呈现为一种寓变化于整齐的结构形态，是元杂剧自觉探索叙事形式的结果，不仅丰富了元杂剧自身美学结构形态，而且促成了演剧与叙事的结合，有力推动了戏剧叙事体制的成熟。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雷雨》与《大雷雨》轮状戏剧结构的比较研究

在世界剧坛上,戏剧结构的分析方法,种类繁多。本文不揣浅陋试图站在比较文学平行比较的视点上,鸟瞰全剧,从情节冲突线、人物关系网、心理冲突线等处着眼,用轮状分析法,对《雷雨》(1934年)与《大雷雨》(1859年)这两部名剧的艺术结构的相共性与相异性作一些探索。一、轮状情节冲突线布局的比较《雷雨》与《大雷雨》都是家庭悲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主题特殊性,决定了作品的结构的特殊性”。两剧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多层次线索的结构。     

《红楼梦》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探析

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是曹雪芹反讽表意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中的反讽语式可分为两种类型:评述型和情节对照型。评述型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有以褒写贬和以贬写褒两种叙述语式;情节对照型主要用于情节安排,以对照的方式突出反讽效果。反讽语式可以强化戏剧冲突,使文本变得蕴藉含蓄,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廉颇蔺相如列传》注译四题

一 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王伯祥《史记选》注为“以次传递给姬妾和左右的近侍,使她(他)们都得观赏此璧”。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作品讲析》第二册(以下简称湖北本)的译文是“把宝玉传递给宫女和左右的待臣欣赏”。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古诗文浅析》(以下简称河南本)的译文是“把宝玉传给宫中美人和左右群臣们看”。其它名家版本的注译也大体如此,都把“以”当作介词,认为“传以示……”是“以(之)传示……”上述解释,均似不妥。     

鬼神妖狐的现实影射与人生隐喻——《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

《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体现出不同的改编观念、改编方法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进而体现出不同的艺术成就。就改编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三种:对原作情节框架的影像再现;对原作的情节扩充或者多个故事的杂糅;对原作的现代性改造。由于改编者未能充分意识到《聊斋志异》改编成电影的优势与短板,《聊斋志异》在中国大陆的电影改编(1949—)总体而言成功的作品不多,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主题表达上的缺陷比比皆是:情节冲突的设置没有现代感;核心冲突的解决要么过分依赖法术,要么依赖"明君""清官""侠客",未能体现人物的主动性和意志、品质的力量;男性主人公大都缺乏个人魅力,对其刻画比较平面化和表面化,也未能很好地展示人物变化、成长的"弧光"。因此,我们应该用电影编剧的要求,用现代性的价值观,用类型电影创作的规范来重新审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并大力弘扬《聊斋志异》的民族特色,包括民俗、民情,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观,民族性的叙事方式等。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南宋时四川地区史学名家迭出,尤以二李最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都是史学名著,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遗憾的是,《长编》和《要录》经过四库馆臣的窜改,已非本来面目。最近我写了一篇《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本     

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化阐释与经典重读——以《等待戈多》为例

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创作的两幕剧《等待戈多》是一部反传统戏剧,《等待戈多》的经典化标志着戏剧史意义上的真正革新。它不仅仅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更是一部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作品。无论是其艺术形式,还是戏剧语言,乃至主题意蕴都充满了矛盾性、对立性、非逻辑性和不确定性,把文本放在现代性视野进行文化观照和经典重读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它的思想特色和现实意义。     

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划的意义

本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于表达主题、刻划人物的关系。文章认为,罗贯中能够根据作品的主题要求来选择情节、提炼情节,较好地解决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