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中之“罪“与“刑“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社会法制文明的标志,充分体现了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     

罪刑法定思想的沿革与发展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我国刑法典第3条以显著的位置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与世界刑事立法的基本发展趋势相互衔接,反映了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标志着我国刑法的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论刑法类推适用的逻辑特征

一、刑法类推适用是一种特殊的逻辑方法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种对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可以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来定罪量刑,在刑法理论上叫做类推适用或类推。通过类推适用,可以将新形势下出现的或刑法典尚未规范到的各种各样的犯罪置于刑罚处罚之中,类推制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项重要补充。类推适用的过程是一个思维活动的过程,反映这项内容的思维形式结构,不仅具有一般思维形式的特点,而且还有反映符合类推适用自身要求的逻辑特征。     

修改后刑法第201条的理论发展及争议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做出了修改,修改内容包括罪状、定罪量刑标准、追诉要件等几个方面,在理论上有创新之处。修改后的立法在罪名确定、犯罪行为、定罪标准、与累犯的关系、与逃避追缴欠税罪之间的区别等几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讨,以期正确适用法律。     

略论刑法中身份的两个问题

身份问题被纳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倡导廉政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新课题。由于许多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构成,因此,从刑法学的角度来探讨身份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认为,刑法中的身份,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定犯罪行为人所必须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它具有四种特征,即事实特征、主体特征、本质特征、法律特征。其作用是对定罪量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或影响。它包括评价作用、规制作用、界限作用、定罪作用和量刑作用。     

略论刑法中身份的两个问题

身份问题被纳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倡导廉政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新课题。由于许多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构成，因此，从刑法学的角度来探讨身份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认为，刑法中的身份，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定犯罪行为人所必须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它具有四种特征，即事实特征、主体特征、本质特征、法律特征。其作用是对定罪量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或影响。它包括评价作用、规制作用、界限作用、定罪作用和量刑作用。     

对想象数罪处刑的思考

想象数罪,也称想象竞合犯,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发生两个以上危害结果,而触犯两个以上的不同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对想象数罪尚无明文规定,对其处刑办法,理论界一般认为应采取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但对“从一重处”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单纯从一重罪定罪处刑;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对想象数罪从一重     

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

刑法第88条的规定与1979年刑法的相关条文相比，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被告人的利益，同时，由于刑法第12条对新刑法生效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判断是否应当追诉，肯定了第四章第八节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第88条的规定，即使依照旧刑法，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禁止事后法的原则相违背，因而司法解释采取了二分法的解释，限制此条的适用范围。     

“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新刑法第 2 6 7条第 2款规定 ,携带凶器抢夺的 ,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而理论界对“携带凶器抢夺”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这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正确适用。本文在剖析了不同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作者关于“凶器”的概念 ,对携带一词的理解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范围 ,以及在认定此罪时需要以达到数额较大为要件     

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

注意规定是将原本符合基本规定的行为,提示性地规定按照基本规定处理,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故相当于路径指引的＂超链接＂,而法律拟制是将原本不符合基本规定的情形也按照基本规定处理,故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刑法分则中关于＂明知＂、＂以共犯论处＂、＂以强奸论处＂、＂妨害公务罪论处＂、以贪污贿赂论处、数罪并罚等规定属于注意规定;第382条第2款属于注意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第267条第2款、第269条、第289条以抢劫罪论处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第196条第3款、第362条的规定既是注意规定,又是法律拟制。     

刑法第242条瑕疵析解与修正

刑法 2 4 2条明文规定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 ,依同法 2 77条定罪处罚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单独定罪处罚 ;其他参与人员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以 2 77条规定定罪量刑。这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由于概念使用上欠严谨 ,性质不相同的行为以相同的罪名处罚 ;相同性质的行为却不同罪处罚 ,势必造成理解适用上误差 ,应予以修正     

单位身份犯初论

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身份犯概念只包括自然人实施的身份犯,不包括特殊单位主体实施的身份犯,这是不全面的。特殊单位主体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具备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殊条件即单位附属条件,就是单位刑法身份。单位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即特殊单位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单位刑法身份作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它除具有身份犯一般的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如下两个特征:身份犯属概念特征;单位主体特征。根据现行刑法中单位身份犯的立法,单位身份犯可分为:单罚制的单位身份犯与双罚制的单位身份犯;明文规定式单位身份犯与暗含式单位身份犯。     

将教育专项资金挪作公用的罪刑问题探究

将教育专项资金挪作公用,其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因我国刑法典未以犯罪论处,以至于该种行为在一些地区大量存在而无法用刑罚惩治.基于此,笔者认为,该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应依刑法第273条的规定定罪处刑.     

论我国刑法第333条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333条第2款关于转化犯的规定只是针对强迫卖血罪而言,而并不是针对非法组织卖血罪。上述强迫卖血罪转化犯的规定明显存在缺陷: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33条与第234条的法定刑未能很好的协调;第二,刑法第333条第2款只规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刑法第234条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强迫卖血致使他人死亡的,却未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应该对我国刑法第333条进行修改和完善。     

简论罪刑平等原则的司法运作

本文在评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新刑法第四条的理解的基础上， 提出新刑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实质上是罪刑平等原则。文章重点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落实罪刑平等原则的五点建议： 定罪上的平等； 量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司法道德水平； 加强司法监督。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携带凶器抢夺”的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文从立法意图、立法缺陷和立法建议三个方面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立法上的思考。认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是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而将＂携带凶器抢夺＂拟制为抢劫罪的。而这种立法规定存在立法缺陷,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建议将＂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作为情节严重的抢夺罪来处理。     

对交通肇事罪中指使人构成共犯问题的新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在正确解读《刑法》第133条规定下作出的。在现行《刑法》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立法者以法律拟制的方式规定的犯罪行为,该条司法解释对司法人员来说是个注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