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应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改变其阶级内容后,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一般表现为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等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中,将具体表现为:创立新宪法,法权高于党权和政权,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法治国家;建立代议机构,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职权,实行中央集权制与高度的地方自治相结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国家政权机构;实行直接民主制,国家官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广泛吸收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按照人民民主的原则把政府组织成为真正的“廉价政府”。这些思想和价值理念,今天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无疑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晚清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新政改革无法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引发革命。辛亥革命的复杂面相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辛亥之后,中国不是以制度安排,而是通过权力攫取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中,政治却变成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革命接踵而至,每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和法治始终缺乏。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转变中的工厂政治

工厂政治是指生产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而蕴藏在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之中的内容则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以制度性依附、控制和半顺从为内容的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厂政治由于自身的衰退,故而在国家退却和市场冲击中蜕变成工厂政治的专制主义,然而工厂专制政治的危机提出了实现工人的集体性权利的要求。立足现有的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通过工人的再组织化从而重构"内部国家",可能是重塑工厂政治的现实途径。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以新政学系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派系,他们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还是抗战前对日政策向"抵抗外交"方向靠拢,抑或抗战胜利前后保持中国主权完整的中苏外交谈判,一方面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主张中外交理念的独立性.儒家文化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黄郛、张群、王世杰具体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不尽一致,但都能够以民族国家为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别于霸权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民族本位主义中间道路在外交上的体现.     

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为纪念葛兰西逝世七十五周年而作

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以市民社会成为国家为社会前提。市民社会成为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就是这个社会的哲学观念。这个哲学观念的基本图式是政治、历史与哲学同一,其基本内容是文化/权力的思想构成和社会构成。其中,思想构成是在人们的政治活动和哲学世界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社会构成是在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当代国家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组织结构中普遍存在着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文社会学家把葛兰西的这一哲学观念运用分析当代民主政治问题、殖民地与后殖民地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与实践等,使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成为人们认识当代社会、建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由此也凸显了葛兰西哲学的当代意义。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     

国家结构形式与国家权力实质之关系探讨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权力纵向分配和运用的制度；而国家权力实质则是指国家阶级本质、国家政权性质或国家本质。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权力实质的实现形式，它包括两个途径：容纳和影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并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落实社会阶级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就国家结构形式具体类型与国家权力实质的关系而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建设和完善国家结构形式的具体类型，是促进一国国家权力实质的重要方式；二、一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不论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构成要素自身的发展水平和诸要素问组合的合理程度都能反映出该国政治属性的实现程度。     

论梁启超的宪政学说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体制外壳,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其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在宪政方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政治权力的实现模式、整合及其变革

政治权力是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通常亦是形成矛盾和冲突的复杂领域。如何实现政治权力,是少数人占有还是多数人持有,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从而避免政治权力冲突始终是政治权力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分配政治权力采用政党模式,但政党冲突的后果是使政府相当不稳定,为了整合这个问题,官僚政治应运而生。虽然官僚政治具有其优越性,利于保证政府的稳定,但其弊端在形成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如何推动官僚化的政治结构变革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运动通常是一种整合方式,在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暴力或激进的行为,但其功能在于政治结构不致僵化而走向衰败。     

政学会与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并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影响。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表现;它所展开的政治活动,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重要政治参与,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社会转型与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重塑

因应当代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法院与政治的关系也将发生实质的嬗变。法院必然要积极地介入政治,从而在权力分立的政治架构中,通过个案的审理与相关政治行为的判定,发挥平衡国家权力结构、制约其他国家权力、保证民主制度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全面落实并维护宪政法治的政治功能。     

论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

征地补偿的实质是政治行为,所以应将市场价值手段嵌入政治价值之中,即在效率与平等的动态均衡中达成社会公正。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之实现,需要以政治行为制度化,即权力(利)结构化为前提保障。离开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社会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难以形成权力(利)的支持、制约与监督系统,也难以避免行政征收权滥用市场价值手段而导致征地补偿的非公正性。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

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

西方传统的民主理论是多数民主论,多数民主模式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主导性模式。古典的民主理论强调人民的统治,而在人民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多数民主被认为是最接近民主政治的民治原则的。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的多数决选举制、两党制、议会制、内阁制等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依照多数民主模式来安排的。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利普哈特在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多数民主模式存在的诸多缺陷和弊端,提出了不同于多数民主模式的共识民主模式,比较分析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在行政机关——政党政治和联邦制——单一制两种维度下的十个制度特征,并将其归结为两种主要差别：其一,多数民主模式是集中性的权力结构,共识民主模式是分享性的权力结构;其二,多数民主模式是排他性、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权力结构,共识民主模式是包容性、协商性和妥协性的权力结构。利普哈特还以统计分析实证研究为基础论证了共识民主在民主品质和政府绩效上优于多数民主。共识民主理论的提出是利普哈特对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

威权主义是中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该模式作为冷战后中亚政治进程中从集权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渡形式,它保留了选举制、议会制、多党制等民主的一般属性,适当扩大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基本呈现出一种刚性结构的民主政治倾向。其现实性表现为:宪政民主初步确立,总统权力显著放大;政党政治呈现政权党独大格局;政府善治预期得以实现,地区社会政治全面好转等。当然,这种模式在为中亚铁腕人物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猛药治沉疴"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面临着施药过重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引起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