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瓦市伎艺与市民文学的兴起

一在北宋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旧的坊市制的崩溃,商店可以在城内外沿街设置,高大的酒楼不断涌现,商品经济活跃起来,同时开始出现了都市的文化娱乐市场——瓦市。宋人称瓦市又为瓦肆、瓦舍、瓦子。这大约分别指其市场性质、建筑形态及习惯的称谓。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述的北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的瓦市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和州北瓦子。关于东南角楼附近的桑家瓦子,孟元老说: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宋代东京饮食业对临安的影响

东京(今河南开封市)是北宋王朝的都城,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城市。城内居民达百万人以上,商业繁盛,饮食业相当发达。绍兴十七年(1147年),孟元老撰《梦华录序》里述称:北宋东京,“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就概括地说明了北宋东京饮食市场的盛况与烹饪技术的发达。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攻克汴京,徽、钦二帝被虏,翌年五月,康王赵构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市),被迫南迁。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建都杭州,称临安     

北宋东京城防火问题研究

北宋东京城街道狭窄,民居稠密,皇宫多次扩建,官僚大兴宅第,加之商业活动通宵达旦,拜佛成俗香火不绝,致使东京火灾频仍.为防火灭火,设军巡铺和望火楼,防查火情,并成立了专业的消防队,配备"长梯"、"唧筒"等先进的灭火工具.遇大的火情,调驻军参与.城内实行灯火管制,午夜后禁烛火,醮祭等夜间燃火者,要事先报告官府.仓库、木材场等重要设施,严禁火烛,违者严惩.东京防火制度较为完备,是城市管理的重要举措.     

唐代长安城的里坊

唐代长安城是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建成的。外廓城内主要是居民住宅的坊,隋炀帝时候一度改称为里。唐代人们或称之为里,或称之为坊。吴融和贾岛都曾亲自到过或居住过延寿坊,吴融称它为延寿坊,贾岛称它为延寿里。姚合“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同一首诗,既云坊,又云里,里坊并称,可见里坊是一样的。     

论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

一宋人话本小说是中国早期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十世纪后期北宋建国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呈现与前代相异的面貌,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北宋天禧三年(1019),政府为适应都市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开始将全国居民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将它与乡村户区别开来,标志着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都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工匠、雇匠、小贩、店员、苦力、贫民等,他们在都市文化条件下也产生了满足情感活动和形式快感的需要。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期,首先在都城东京     

唐都长安城坊里管理制度

唐都长安城,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布局规整并有众多人口的大都城。都城内的士庶百姓居住区,以坊里为其分区单位,整齐地排列于外廓城。唐朝政府对其管理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研究长安城居民坊里的管理制度,会使我们深入的了解唐代的都城制度和市民生活。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

北宋东京城在中原古代城市,甚至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无疑是独具魅力的一个。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文人笔记中,记述了一个商业街市发达、民俗生活繁阜的文字中的东京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图像东京。对画中虹桥"桥市"及其周边的沿汴"河市"与历史典籍记述之关联性、北宋东京清明坊与张择端画作之关联性进行探讨,能够补充前人在北宋东京城市史、民俗史研究中的不足,进而丰富中原历史遗产的内涵,并在文化支持方面为中原崛起添砖加瓦。     

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 --以中日两国古都规划和布局的相异之处为例

本文就日本古代都城的城市规划和建制超越了对唐代单纯的学习和模仿,开辟了自身更为完善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面进行了探讨.由"封闭的里坊制和开放的条坊制"、"道路与交通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超越"、"城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及"排水系统设置上的因地制宜"四部分组成.主要比较两者的相异之处,并挖掘相异的根源所在,从而揭示日本建筑文化的灵活性和独创性.     

东魏、北齐邺京城乡建制

邺京布局式样位于汉唐转折的关键点,聚落形态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坊、村,在人口管理上,为县乡里制,治安管理上,为县尉坊(村)制.     

唐长安的“里”、“坊”与“里正”、“坊正”

唐代长安"里"、"坊"之称并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间。但与乡村中作为基层社会户口编制单位的"里"相比,唐代城市中的"里"有其特殊性,两京的情况更是如此。唐人墓志中对"里"的强调,突显出人的地缘关系即"里望"。唐代两京和地方城市的坊设有"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之责,免除课役,但没有设"里正"的固定制度。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北宋东京手工业的发展

东京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其手工业生产在北宋的手工业中,也占有相当地位。因此,考察东京的手工业,对于我们了解北宋手工业的性质和发展程度,有一定的意义。一东京的手工业,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类,其中官营的手工业占重要地位。手工业中著     

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

北宋著名学者杨侃的《皇畿赋》,是文学史上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第一篇赋作。文章抛开了京都赋的传统写法,独标新格,以对北宋都城开封四郊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东京开封的富裕繁华,为研究古都开封,留下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论宋诗中的金明池

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逐渐淡化了最初的军事意义,转变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场所,其繁华成为了王朝帝国昌盛的象征,在北宋文人的歌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涵义。等到南渡之后,实体的金明池随着王朝的消亡渐成废墟,而它却在南渡宋人对故国的追思歌咏中鲜活再现。这些记载金明池的诗歌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在"文学表现并再现城市"这个角度上,一方面再现了北宋东京的情态,另一方面因文人加诸于此的涵义赋予了消亡在历史中的东京以永不褪色的存在意义。     

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兼谈中国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

木材和燃料的供应是关乎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大事。北宋定都开封时期,都城人口超过汉唐,而附近却没有森林,因此,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便成为紧迫的问题。文中认为,北宋东京的木材供应仍远求于隋唐以来就在不断利用的西、西北山地,因而延续了对那里森林资源的破坏局面;燃料供应在北宋初期还以薪炭为主,但随着煤炭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北宋中后期东京居民和部分手工业作坊开始把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这标志着我国燃料应用的一大进步。     

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

林逋(公元967年——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杭州)人,和靖是他的谥号。他幼孤贫,好学不倦,通晓经史百家,诗、画都好。长年的漫游,使他对当时的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终于感到北宋统治者无能腐败,壮志难酬,于是才转为恬淡寡欲,孤芳自赏,晦迹于林壑。大约四十岁左右,他回到了杭州,先是住在城内家里,在院子里种梅读书,以卖字画为生。后嫌城内喧     

《清明上河图》视角下的北宋商业文化

宋代是我国历史中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人文政治环境异常宽松的时代,城市商业发展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有的坊市制度瓦解,城市商业蓬勃兴起,贸易日趋繁荣,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工商业行会逐步形成与发展,纸币得到大量使用。宋代的商业,特别是城市商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用近乎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城的繁盛景象,各种商业元素在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本文以《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繁盛的商业贸易为视角,系统梳理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业化元素,并从北宋商业发展的动因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展开初步探究。     

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中国传统的城市，历来是封建国家的各级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为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奢侈生活服务的，市场规模狭小，被限制在城市一隅。这种情况至宋代有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作坊店肆广泛涌现，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如南宋时期的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①。如果说南宋的临安乃因国都所在，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影响而缺乏代表性的话，那么江南地区的苏州则成为地方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北宋时期，苏州的商业中心在城中部的乐桥一带，随着坊市…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