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天人合一”的现代审视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学界对传统"天人合一"基本内涵和历史影响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传统"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层面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传统"天人合一"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从当代的角度重新审视"天人合一",它至少包含三种价值取向,我们所要追求的"天人合一"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重新审视“天人合一”思想，正确认识当代环境危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学界对传统"天人合一"基本内涵和历史影响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层面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传统"天人合一"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从当代的角度重新审视"天人合一",它至少包含三种价值取向,我们所要追求的"天人合一"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环境保护的指导意义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代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高度重视。在思想领域需要儒家生态环境思想资源。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科技、法律制度进行结合,创新出符合时代的指导思想。     

"天人合一"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而且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充实与升华;当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对中国古代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所包涵的优良环境道德文化,延续至今逐步形成了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并促成了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初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资源,对此进行挖掘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在价值理念上的重建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解读出"天人合一"、"众生平等"、"道法自然"、"寡欲节用"等古代朴素观念中体现的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通过对上述思想的梳理,文章指出我国在解决现代环境问题时所存在的环境伦理上的偏失,继而就重新解读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提出了看法,以期能对解决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教育哲学思考

"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大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大自然观在当代的体现,其本质均是对和谐的理性追求,所涉及的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不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关注的,而且是现代教育哲学所迫切需要回答的。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的掌握与利用,都必须借助于教育。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应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浅谈“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直接指导着古代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活动,而且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纂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促成了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及环境道德法律化的形成。     

“天人合一”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是众多思想的核心。它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动态平衡的美好学说。以崇尚自然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精神不仅蕴含着深刻的生态观,更呈现出人们致力于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善良憧憬。因此,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的今天,需要厘清"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做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儒、道“天人合一”的不同形态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生态伦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家"有我"形态的"天人合一"以肯定天人之辨、人禽之辨为前提,但天人之辨、人禽之辨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的具体展开又要求人承担起对宇宙、自然界的责任。儒家认为,只有这样,人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它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道家"无我"形态的"天人合一"思想肯定其他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将它们视为与人平等的价值主体,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可以和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主流理论展开对话,而且为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观与西方环境伦理学之异同

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环境伦理观点,它既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在对世界整体观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在自然界地位的确立、合理利用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又在理论基础、流传与作用方式、对当代中国当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当代环境伦理学正是通过学习和借鉴这两种环境伦理文化而得以迅速地发展。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反思新道统法哲学的话语逻辑

新道统法哲学是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间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法哲学。新道统法哲学通过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两者内含的辨析逻辑层次不一致而导致内在的紧张,需要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合理解释和调整。由于新道统法哲学对知识论的逻辑没有交待清楚而导致诸多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知识构建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以消除误解。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哲学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看古代中西方哲学差异

哲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文化实力的重要部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然而哲学资源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要振兴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一味崇古尚古,而必须对中西哲学进行辩证分析,基于古典哲学资源和社会现实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既要了解中西哲学的差异,又要分析各自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在学习与借鉴、传承与创新中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西古代哲学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而且根源于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这些差异性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影响有利有弊。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人的自然之源——论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

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的知识之源、审美之源、道德之源和价值之源,这些观点很早就被中国儒家学者意识到,并记载于各类儒家经典中,进而形成了中国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虽然儒家的这些观点中包含了一些糟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就能在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中大放异彩。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诗与哲学之争的现代嬗变

柏拉图作为哲学家对"诗"所施加的责难是"诗哲之争"的最初原点,在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这一争论并没有自然获得消解,而是在不断的流变中脱离了最初的诗学和美学的狭隘命题的局限,衍生出各种新的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列奥·施特劳斯从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立场出发尊重哲学的最高合法性,而在玛莎·纳斯鲍姆看来诗同样具有哲学性的崇高目的.两位当代思想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正是当代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争论所构成的交流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任何极端立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