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传统的世界—全球城市理论构建的现代国际大都市模型是以单一中心城市的地域空间为基础的,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全球化条件下那种基于超地域广泛联系的产业竞争与发展的现象。经验分析表明,全球化的影响波及广泛的城市地区,而不仅仅是城市本身。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是当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空间单位,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新加坡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构建及其启示

自开埠以来,新加坡向海而生、倚港而兴。建国50多年,新加坡的海洋经济迅速发展,海洋产业成为其国内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地位得以确立。新加坡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替代进口”工业化和维持自由港地位、以工业化带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结构重组、海洋经济调整、海洋产业转型等几个阶段。新加坡致力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国际海事工业中心、国际海洋航运中心、国际海事金融中心、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和世界海洋研发与创新中心。近年来,新加坡制定了海洋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了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增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竞争优势。我国海洋经济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十四五”期间,上海、深圳、广州、天津、青岛等城市均提出加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新加坡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经济中心城市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

在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中国城市政府以何种方式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地方城市政府在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时,区域城市生产力的提升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能级的成长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应该探寻的战略与战术模式。全球价值链的建构是通过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来完成的,因此,全球城市价值链介入的方式和区位占有的方式,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高端介入的成功,也就没有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成功。     

基于网络体系优势的国际城市功能升级——以上海为例

通过对国际城市功能转型理论动态的归纳分析,提出了基于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优势、实现国际城市功能升级的发展思路.以上海为案例,通过分析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指出未来上海将需要加强两种网络体系构建,即本土内向型网络和国际外向型网络,其发展途径则是壮大本土企业集团和汇聚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提高对内与对外的全球服务能力,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构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     

从西方文明到全球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文明的普遍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明是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性双重规定的抽象名词,它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普遍的一般属性,它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流变与更迭的性质。后者说明了不同历史前提、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内涵与任务必然会发生変化：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由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而当下现实表明,中心—边缘关系的历史正在被多元化的网状关系所取代,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它不再是从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出发,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必要思考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基于特色竞争优势的城市国际化路径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发展,越来越"嵌入"全球城市网络,表现为网络中等级与节点价值.本文以南京为案例,评估大都市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提出基于自身的特色竞争优势,健全和完善国际化城市功能的路径,并指出在参与国际化竞争中,南京如何应用和开发"科教"、"文化"的特色资源,以谋求全球竞争力.     

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

延续和转型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主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城市通过对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而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逻辑关系。本体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网络;内容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城市外交和规范创新。在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中,并不总是好的,也会带来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技术和道德风险,而技术和道德风险又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转型。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正不折不扣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     

全球伦理的建构、价值及其局限

全球化时代,全球伦理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类在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网络社会初露端倪条件下,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加剧,全球意识的形成,使全球伦理的建构成为可能;全球伦理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潮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超越全球伦理两难处境的努力,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全球化的网络结构

全球化是全球各个节点相互联结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由节点、联结和规则构成。节点有国家、城市、公司等多个层面，节点与网络之问存在着联结或断裂的状态。在联结之中，既有正常联结和非正常联结之分，还有联结程度上的差别。而网络的联结与否遵从市场的基本原则。各个节点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取决于其在网络中的状态。联结到全球化网络之中的节点和子网络，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其中发达国家、国际大都会和巨型跨国公司处于网络的关键位置。那些与网络非正常联结的，成为全球化中病态部分，犯罪经济的全球化属于这种联结。那些与全球网络断裂的部分，逐步边缘化为第四世界，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也散布在发达国家的局部。中国既要积极加入到全球网络之中，在其中寻求发展的机遇，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趋利避害。中国还要重视国内网络化的联结，推进社会的和谐均衡发展。     

全球公民社会:一个概念性考察

全球公民社会是新形势下“全球化”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是区别于公民社会的全新概念,同时又与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并不必然为特定、单一的政治理想服务,更多的是一种影响价值分配、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它既可以为西方利用,也能够成为非西方社会的斗争工具。全球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挑战着主权国家的概念;它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它蕴含着建立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民主秩序的希望,也存在着强化全球不平等的可能性。     

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及其变革

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真空,需要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而全球化密切交往中全球意识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兴起,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全球公民社会在参与全球治理、扶持弱势群体、抑制全球强权、弥补“民主赤字”等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由于力量的相对弱小和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还受到局限。全球公民社会需要解决好自身的独立性、合法性、平衡性等一些重大问题,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公民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与作为自然人的私人社会相区别、而直接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民间社会。其核心的要素是以私人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来集中和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利益,使私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以利于开展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 促成对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改造。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内的国家公民延伸为世界公民,公民社会也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结社和社会活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并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力。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信仰的失落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当今中国的尊孔读经潮和所谓的"儒学复兴"潮。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说迥然殊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着眼点落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上。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层面上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政治层面上,不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思想文化层面,其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博爱精神、重视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和好学精神,具有普适价值,可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国际教育资本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加入WTO,国际教育资本进入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已成必然。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它们,关乎中国高等教育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教育主权、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力。国际教育资本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推动国际教育资本以规范、合理、于我有利的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具体对策建议。     

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思辨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解读全球不平衡问题,可以将全球不平衡定义为持续的、规模扩大的经常项目不均衡和金融项目不均衡。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最大规模的全球不平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界的不平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当代全球不平衡。持续的外部不均衡是由国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全球政治制度体系等重要的系统性因素造成的,它给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极大威胁,并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