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学对佛学思想的扬弃

清人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题真西山集》)闽学作为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儒释道长期斗争,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因而,阐明闽学的佛学思想渊源,弄清闽学是如何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扬弃佛学思想,使其为儒所用,这就成为我们研究闽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佛教源于印度,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效用,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发展十分迅速。它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对我国的     

李纯甫儒学思想初探

李纯甫是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身为儒家子,儒释道兼修,断言大道将合,力求三教合一,并一生为之努力不懈。《鸣道集说》是他仅存于世的学术专著,本文将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从关于《鸣道集说》、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学与佛学、大道合一四个方面,对李纯甫的儒学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略论"内圣外王"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境遇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借用庄子的"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实际上丢掉了儒家平民性、实用性的一面,把佛老本体论、直觉主义的东西植入儒学,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遭到了实学家的激烈批判.当代儒学的复兴应该建立在实学传统的基础之上.     

论王夫之易学论域中批驳佛、老的十个角度

传统社会中的醇儒往往一方面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力辟佛老。王夫之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对佛老皆有详细研究,所以能够深入佛老两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批驳之。在王夫之易学类著作中,留存有大量的批驳佛老的议论。这些议论一方面体现了王夫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另一方面凸显了儒学视野下佛老空无思想之荒谬。所以集中呈现王夫之易著中批驳佛老的角度、方法和内容,无论对于王夫之儒学思想体系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其佛老思想的研究而言,都将有所裨益。     

金代名儒赵秉文的史论特点

金代名儒赵秉文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有史论十篇,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他强调风俗、人才和兵食的重要,并就封建制与郡县制、魏晋和蜀汉的正名、汉唐的历史经验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宗旨在于揭示朝代治乱兴衰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赵秉文的历史思想代表了十二至十三世纪北方士人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念。     

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李柏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石介儒学思想析论

石介是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 ,但此前学者对其思想所作研究多拘于其排佛老、斥时文和废传注等外显的层面 ,而从其儒学思想的内在层面分析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 ,释儒弘儒 ,一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 ,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 ,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 ,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认识儒教

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一种怎样的宗教?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澄清一些笼盖在儒教问题上的错误见解,突破基于欧洲宗教经验的宗教学理论,面对业已存在并仍在发展着的活生生的儒教事实,恰当理解儒教作为宗教之教与教化之教的合而为一,并以追求成圣作为终极目标的宗教特性。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组成部分的儒教建设,是康有为以来开出的一条儒家重新体制化的可能道路,同时也是儒学义理落实人心的具体方式。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儒学传播新加坡两百年

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侨成为儒学传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传扬东方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儒家理念成为国家的“共同价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