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

唐代皇帝要求宰相重视为朝廷选拔优秀官员,许多宰相也以此为己任.唐代宰相主要通过与皇帝当面讨论和向皇帝上书两种方式阐述他们选拔官员的思想,其内容丰富、深刻,对唐代选拔官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的论述,揭示唐代宰相在朝廷选拔官员中的作用及影响.     

礼制规范视域下唐代陵户的设置

唐代陵户设置既存于法,又寓于礼,在一定程度上是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唐代前期陵户设置严格区分帝陵、追封的帝陵、先代帝陵、太子陵以及亲王墓、公主墓等,每一等级通常都有具体标准。这些礼制规范在唐后期也基本得到因循,但陵户设置上的尊崇逾制在有唐一代经常出现。唐代陵户设置的等级差别和变化反映出唐代礼制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一方面,其等级差别是唐代政治地位和尊卑等级的体现,其调整变化则鲜明地带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另一方面,唐代陵户设置在唐后期乃至五代宋初的因循说明,礼制在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提供统治依据、提高君主地位以及调节各阶层政治关系上不可或缺。不过,唐代统治者在陵户设置上也经常有任情之举,这反映出君主凌驾于礼制规范之上的特殊权力。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宋代祭天礼中三岁一亲郊制探析

祭天礼中的三岁一亲郊制虽肇端于秦,但宋以前并没有严格执行,其制度内涵亦呈现出多重内容。降及宋代,三岁一亲郊制开始趋向稳定。在制度内容上,宋代的三岁一亲郊制主要包括南郊大礼和明堂大礼。在制度路径上,它开始实施于宋真宗朝,形成定制于宋仁宗朝明道年间,完善于嘉祐末年。三岁一亲郊制能在宋代发展完善,不仅与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大、新儒学的理论支撑息息相关,同时,祭典和赏赐的耗费、礼仪的繁冗以及中国古代祭天礼由繁至简日益世俗化的趋向亦构成了三岁一亲郊制逐步稳定的深层动力。     

影响唐代河西文化特征的历史因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国力之强大、经济文化之繁荣昌盛都堪称封建社会的高峰。与当时全国形势相适应,河西文化更是异彩纷呈,甚至可以说在唐代文化中独领风骚。唐代河西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内容宏富,独具特色,对唐代文化大局和我国文化史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代河西文化十分丰富。音乐成就极大,中西音乐特征的结合很明显,所谓“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伴随着河西音乐作品的出现,河西又是引起外来乐器及外来演奏形式的地区;河西的音乐成就,影响及于文学,长短句的词牌乐谱大量孕育于开、天之     

魏晋南北朝皇帝元服礼简论

皇帝举行元服礼的年龄和政治时机是皇帝政治地位变化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是皇帝亲政的重要时间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加元服共计19人次,举行元服礼的年龄或早或晚,并不一致,从11岁至20岁不等;各朝礼家所定的年龄也不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皇帝参政时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一方面,元服礼后皇帝开始亲政,其法赋权力产生变化;另一方面,当幼主在位、皇太后临朝时,太后何时＂归政于王＂是关涉皇权最高权力移交的头等大事。     

试论唐代朝廷对官员经商所采取的对策

唐代官员经商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有效统治。因而,唐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官员经商问题。其具体举措有：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禁止官吏家属或其部人经商。但其收效却微乎其微。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使之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殉及其法文化分析

从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开始,人殉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三起三落,但一直僵而不死。人殉的规范载体是习惯法、礼和道德。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苦于没有“人的尊严”这一有力武器而一再败下阵来,致使人殉一直肆虐到清末。人殉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择其要者有：与生前同构的死亡文化、主客两分的人的模式、统治利益最大化的法律精神、奴化教育等。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唐代狩猎诗论

唐代狩猎诗数量虽不多,但作者涉及面广,无疑是辉煌灿烂的唐诗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唐代狩猎诗创作的繁荣,与唐代朝野普遍尚猎的风尚及文人入幕、从军边塞活动密切相关。唐人狩猎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于中还透露出崇猎尚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浅析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

根据现存史料与文献,对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唐代即使贵为天女、公主的婚姻仍摆脱不了父母之命,对驸马选择标准的变化,事实上也随着帝王政治需要的变化、帝王兴趣爱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存在一个围绕着政治因素变化的曲线:初唐之时为政治联姻,政治标准为首要标准;身处盛世、政局已稳之时仍为政治联盟,但政治性相对能弱些;末世之时这一政治性特点又随之增强。只是处在盛世之时,公主会幸运些,除政治、姻亲血缘标准外,还会以亲族、才学、品德等作为一定标准。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述

恒山钟灵,物产殷充,密合仙家服饵之需,故早在汉代,这一地区即有修道者活动。逮及东晋,恒山屡屡出现在上清仙真传记中,但此时北岳更多的只是作为南渡前已有仙道传统的遗存而进入上清文献中,上清派并没有在创立之初即播布恒山地区。相较而言,北方天师道与恒山的关系更为密切,北岳祠的建立和祭祀皆有天师道道士参与,由此更具道教色彩。直至唐代,自玄宗朝至懿宗朝,不少高道驻泊恒山,与朝廷联系紧密,推动了道教在恒山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北岳真君庙随时代变迁亦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而北岳真君到唐末更转为太极真人徐来勒并出现世俗化倾向。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诗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并效仿之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时,政治的腐败使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故杜甫的讽喻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

尽管唐代依然秉承＂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但商人及其子弟总能利用唐廷或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罅隙,渐渐侵入到唐代官僚体系的机体之中,并使某些制度在缓慢地发生改变。从整体而言,唐代入仕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低级品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高级品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