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论断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述指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这既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新时代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和合"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哲学诠释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核心。“和平崛起”则是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本文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从哲学的维度来对这一伟大理论进行诠释,为当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合”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知识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和全部历程,包含世界“多样性统一”和“冲突与融合”基本存在方式,以及系统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理念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时代使命和杰出人物等深层原因。“和合”理念无论对新时代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创造了继承和创新“和合”理念的成功经验。     

中华和合文化与新发展观

作为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髓,中华和合文化与新发展观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和合文化可以为文化主导型的新发展观所用。其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①整体系统观。一种以整体上认识,改造世界的整体系统思想,这与重视社会全面协调的新发展观相一致。②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新发展观恰恰是以人为中心而又超越了人类中心。③人与自然和合观。即“天人合一”思想,这也与主张人、社会、环境、自然高度和谐的新发展观一致。④“和而不同”。即世界多样性原则,这同样与摒弃单一、片面化发展的新发展观一致     

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在充分鉴别基础上的扬弃和创新.在当前,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又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教或儒道互补为主干。几千年历史,经历多少朝代,儒教基本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体系。第二种意见,对传文化以儒教为干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中国传文化是否以儒学为主干,这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值得研究的。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不是任何一个流派或人物的思想等具体形态,而是指中国文化的整体,及以该整体所包容的一套观念体系或一种基本精神。其时间外延上应该大体限定在“五四”运动以前,其内涵上是指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精神观念。也有人认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亦即人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表现的统一。内在精神与外在形态是体与用的关系。文化的传递、延续和发展,文化不是诸如制度、习俗、科学、艺术,甚至文化、典籍之类的死物,而是活泼的、有生命的东西。依据这种文化观,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实践理性,这与以认知理性为根本精神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理性重在求善,教人如何做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密码——唯物史观的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绵延的根基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本方针。立足唯物史观视角可知,作为哲学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和“强起来”。从历史逻辑看,“两创”既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必然体现,又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内在自觉。从理论逻辑看,“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转换旧有存在形式、增添新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重获新生并扩大感召的过程,充分体现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从实践逻辑看,实现“两创”,须明确其实践主体、未来路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具体实践路径。     

和合视域内的中华早期文化——读杨建华著《中华早期和合文化》

世纪之交,当我们回首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便可一目了然地发现,贯穿其始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即是关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特性和型态。曾记否？世纪之初,有“中西文化论争”;世纪中叶,有“评法批儒”;８０年代有“文化热”;本世纪的最后１０年,又有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这之中,既有一事一物的细密考证,又有纵横捭阖的中西对比;既有高屋建瓴的宏篇巨制,又有旨在普及的小品文字,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整体把握,则是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无庸讳言,以往的论者学人对此虽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种种说法,然而时至…     

方法与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兼论政教合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

近２０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将文化作理念化处理的倾向,于是“文化精神”便成为一种脱离具体时空、无法还原为历史存在的“文化寓言”。文化史不等于思想史,真实的文化精神应首先展现在社会制度体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首先必须从把握中国传统制度体系基本精神入手,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样式,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体制呈现出惊人的同质性,王权主义也就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圣王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统形符号。     

“和”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在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寓义极为丰富、深邃的范畴。“和”是一种思维方法、行为方法，也是人追求向往的一种境界。“和”涵盖着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是对这一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也对这一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和”是一种极富东方色彩、浸润着世代华人精神生活的文化。今天，当我们正孜孜于现代化建设时，“和”的文化将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迪呢？一、“和”——传统文化的主旋律作为一种远古意识，“和”首先是古人对天象生态的和谐存在状态及协调运行状态观察认识的结果。它由此发端，凝结成思维和哲理，衍绎派生成易…     

散文价值的发现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中国散文在漫长的发展建构中,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包括民族感情、智慧和精神在内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散文文化”.这种散文文化既是一种文学的写作,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本体制,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散文就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字的写作,而是探究深植于文化中的大爱和人文情怀,挖掘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民族情感原型和精神原型,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中国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生命理想、理想文化人格、抒情审美传统等,对当代文化的审美建构有着不客忽视的价值,就网络散文和全民写作而言,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自我和谐和和谐社会生态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新媒介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以戏曲电影为例

现代传播媒介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发展空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中国戏曲电影作为民族记忆的一种方式,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的载体,也是实现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重要途径。在现代传播媒介下,戏曲电影的创作需与时俱进,在充分了解现代传播媒介特性的基础上,利用传播优势对自身创作理念进行新构建,以此探索出一条未来戏曲电影的传播之路。     

市场经济·时代机遇·文化品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中国要发展,要前进,必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新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与此相联系,当代中国的文化,必须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一种积淀,而且是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发展和新的“自我”的形成。因此,它也就必然地与长期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就是     

建设和谐网络文化

胡锦涛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这一精辟论断充分体现了网络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影响。尽管网络在当前的发展中出现了种种无序与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网络的发展必然陷入泥沼。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网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也必然构建和谐、包容、理性的网络世界。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民族文化对一个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选择。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很难兼容,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这是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其本质特征、发展方式、动力寻求、发展宗旨、根本原则、目标设置等都可以在中华文化中找到源头和依凭,是民族文化在民族发展道路上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文化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发挥重大作用的鲜明体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化高度契合,中华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心理支撑。道路自信的本质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梁漱溟文化生命理论及其时代关切

“生命”是梁氏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梁漱溟认为 ,生物、自然、宇宙只是一个生命 ,生命是文化的最终归宿 ,这是沿着梁漱溟文化哲学思路向外推演的结果。反之 ,“生命是文化的原点”则是他向内探求的必然结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没有人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文化。但另一方面 ,人们也为文化所创造 ,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之特质 ,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在文化与生命的互动中 ,梁漱溟始终高扬着儒家文化生命精神———刚的精神 ,并把它作为拯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     

和谐文化与和合文化辨析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其差异性也不可忽视,在个体要求、社会关系、国家治理、自然伦理及自我发展等方面,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和谐文化不是和合文化,而是传统和合文化的创新。     

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生态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不是“神”,而是中华民族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生成方式的凝炼、概括和提升。中华“龙”文化的建构历程及建构机制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生命生长历程。从生命生成视角和文化建构视域来看,天地之大德日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构成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理念;其生命生成方式和文化建构模式是一种融合兼容、有容乃大的模式;其基本特性是优化创生性、开放性兼容性、协调和谐性、系统整体性、一体多样性。中华“龙”文化内蕴着宝贵的生命生态精神和生命伦理智慧,从生命生成的生态性视域解读中华“龙”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