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移植与枯萎——个人本位法律观在中国的命运

一、古老的盐碱地:没有“个人”的人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是集体本位。它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家本位(西周、春秋)。其基本精神是“礼治”,即以宗法等级观念作为治国的根本和法律规范的直接渊源。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私有制发展不充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无力啄破氏族的血缘外壳。当国家形成时,宗法血缘纽带不仅没有被清除,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膨胀起来,获得更高的政治价值——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和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利再分配的尺度。即使是在西周,与其说是按地域来划分居民,勿宁说是按血缘来确定阶级。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形式——宗法贵族政体。在这个政体下,血缘等级与政治等级合     

关于宗法制度形成的条件问题

实体性、土地所有权、严格的血缘亲属关系、与等级制的国家制度相适应、一定的文明程度等五点,可归结为宗法制度形成的五个基本条件。宗族必须是一个实体性而非虚拟的血缘共同体,是宗法制度形成的最一般前提;宗族的土地所有权则是宗子权的经济基础;对血缘关系进行严格的范畴区分,标志着父系宗族的成熟度,宗法制度必定建立在这个条件之上;宗族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等级制国家的整体发展之中,使国家的各项等级制度以缩影的形式注入宗族内部;宗法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一项杰出成果而非愚昧的产物,未经充分发展的宗族内不可能形成宗法、一部世界史证明了由中国古代宗法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早熟。     

图腾制度对中国宗法秩序的塑造与影响

图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宗法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样态.图腾制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血缘划分原则构成了西周昭穆制度和"选建明德"两大国家制度的根据,而源自图腾制度的"礼"则成为宗法国家的规范基础.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塑造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原则补充了国法,成为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宗族则成为审判机构等级系列中的初审法庭.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关键,就是要在精神文化内核上,彻底打破宗法藩篱,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     

从东汉农村社会看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形态上,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东汉农村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说明从古代农村公社衍变而来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形式,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制度社会组织的纽带,等级——阶级寄寓于宗法关系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残余不断被冲破,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从而造成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特点。这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不同道路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形式。中国封建社会以帝王、家长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因素。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小议

奴隶主时代的礼,是体现奴隶主贵族意志的关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总和。早在夏代,礼便随着阶级的出现和王朝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些记载和说法表明,礼渊源于夏代,同时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礼,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发展中的继承关系。礼在甲骨文中作(?)或(?),是祀神祭祖的一种器皿,表示一种礼仪形式。至西周,上承殷制,建立了一套更完整的宗法分封等级制度。为了维护这一制度而制定的礼,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商朝充实和发展。由于礼是“别贵贱,序尊卑”、调整宗法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局限性探析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而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条件,必然促使传统廉政文化带来了诸多局限性。产生于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以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为宗旨,因而它无法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贪贿成风的局面,也无力挽救中国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其崭新的生命力。     

“学在官府”和“学术下私人”——试论先秦诸子之学同西周官学的区别和联系

<正> 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奠基者是孔子,但其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的周公.周公作礼,一方面建立了完备的 (相对于夏、商而言)、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的国家,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所谓"德"——"天"、"孝"——"祖"的双重统一:"德"是和"天"相配的,"孝"则和"祖"相对应,而"祖"和"天"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统一不可分的. 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原始人不分物我,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与自然浑然不分的感性互渗意识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祖先崇拜是和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所谓图腾总是一些动物或植物.在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原始人直接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同祖先等同起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士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分为西周至春秋、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 朝、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五个阶段,不同阶段其社会结构变化特征是不一样的。士之名起源很 早,但作为士文化中的士一般认为从春秋时代开始出现。而士文化的发展演变,又是与中国古 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联系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士文化的特征也是不相同的。     

唐律伦理法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唐律的伦理法思想,根源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耕农社会的宗法思想、儒家法律化思想的影响,也与唐初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仁恕教化等。唐律伦理法思想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论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政治流弊

论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政治流弊○尹陇生（一）不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如何变化，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被保留着，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体人格。梁启超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     

西周、春秋时代汉语构词法概论

本文试图考察一下西周、春秋时代汉语复音词的构词法的基本面貌,探寻汉语词汇复音化和汉语构词法的渊源,并作一些理论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汉语构词法的问题属于句法史的范围。我认为,单音词的构词法 (孳乳方式)固然不属于句法范围;即便是复音词,汉语也不仅用句法手段构词,而且采用许多独特的构词方式,诸如双音节单纯词采用迭音法,部分迭音法(双声、迭韵);双音节合成词采用词根互训法、词根加词缀的接合法等等。而从以单音词为主演变为以复音词为主是汉语词汇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我认为,汉语构词法发展的问题仍以放在词汇史中来讨论…     

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传统中国集团本位法的形成与发展

传统中国法律本位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通过历史考察,提出:(1)传统中国法是一种集团本位法,并且愈趋集团化;(2)它在西周以前以氏族(部族)为本位,西周时期以宗族(家族)为本位,秦汉至清末以国家(皇权)和家族为本位,其影响在民国时转变为以国家(社会)为本位;(3)传统中国集团本位法是一种反个人解放的非权利法,其精神实质应予抛弃和批判。     

宗法礼俗--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主持人语:礼俗指礼仪风俗,它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作为传统礼仪之邦的我国上古时代的礼俗,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的社会与文化。周代礼俗对于周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就是在今日的社会文化中也不难发现周代礼俗的遗迹和影响。周代社会的显著特色在于它的系统化的宗法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宗法礼俗。关于宗法制度出现的历史原因,《吕氏春秋·慎势》篇曾说:“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拟)焉,立…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     

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联系中国社会的性质来探讨民族文化的传统。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渐进发展中的贵族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贵族官僚的独占统治,宗法制度、宗法关系下王权、族权、神权、文权的紧密结合和改良维新式的发展道路,构成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以身心内外谐调为自由的人生价值观,人伦本位的文化结构体制,“和为贵”的思想模式,三位一体,渗透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文章还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加以探索,从史官文化复盖了巫官文化,百家争鸣而归于儒家一尊以至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最终形成中,进一步论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并就其在现时代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阐明了我们今天对待文化传统的应有态度。     

《仪礼》乐制初探

《晏子春秋》曰:“乐亡而礼从亡,礼亡而政从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关系着政权之存亡,社稷之安危。人们“审乐以知政”,通过乐来了解国政,了解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究其本源,音乐不仅粉饰装璜着统治者的礼制,更主要的是音乐负载着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宗法等级制。本文的目的也即通过《仪礼》中有关乐制的论述来说明周朝音乐与其宗法制度的某种联系。     

圣裔丹青——中国当代人物画家孔维克

正孔氏家族已有约2500多年历史。画家孔维克即是这个庞大家族的第78代裔孙。孔维克生于1956年,整个成长时期,正值对孔子"大不敬"的特殊年月,其家庭受到迫害,做医生的父亲亡命东北,但他得到母亲的支持得以专心学习,即使失学在家,也未曾放弃绘画这一爱好。孔维克令人刮目相看的年头是1993年。这一年,他开始创作孔子系     

"文"与"质"的还原——追溯概念产生的土壤

孔子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在"文"、"质"原始独立、简单粗糙形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文质并举,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必然的历史进程.有了人类就有了"文" ,在某种意义上,"文"比"美"等概念更能准确地说明中国人特有的积淀着丰富民族历史的审美意识.春秋时代人们对"文"十分重视.在"文"过分发展时,强调以"质"弥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和"为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