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论名士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名士 ,一开始就凭藉着担任“道”的义务和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数千年历史看 ,名士的本质区别不在于仕与不仕 ,而是要具体察观其气节操守之是否。身仕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廉洁奉公 ,躬身行善 ,泽加于民 ;不仕者亦能独善其身 ,志行高洁 ,穷不失义 ,修身见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 :“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这是名士的大节 ,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人格的尊严。因为名士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是针对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而言。这是名士历来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     

"志"与"仕"——论早期华语电影对古典言志诗学的审美接受

在重建抒情与言志的概念基础之上,从传统诗学的角度观照早期华语电影,可以看出它在形式上采用了古典诗歌的抒情手段,在主题上则继承了中国历代士人言志传道、关化天下的政治操行.因此以仕人电影与情节剧模式为核心特征的早期华语电影的美学倾向不仅提高了后世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成为了华语电影区别与其他国别电影的显著之处.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论冯友兰士人格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面向

冯友兰的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道德人格和完美人格,冯友兰对士人格的评析以士人格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面向作为中心架构。士人格的现实性表现为士有道德与才学,超越性表现为士有完美的圣人人格追求。士的上层地位并非是唯一的,士风的反抗精神又体现了士人格的超越性。冯友兰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超越意识,士人参与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说明士人想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     

唐代园林诗歌意蕴论略

唐代士人出则漫游山水,入则吟诗属文,以园林为载体的艺术成果也因此形成。园林传达趣味和感情,物质外壳的内部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唐诗中的园林诗歌,表明中国古典园林与古代文学盘根错节,相互影响并作用。唐代园林诗歌描绘了浪漫雄浑的盛唐报象,隐含了仕隐结合的人生态度,抒发了天人合一的人生情怀。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主持人语

正与西方现代思想史一样,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本质是"古今之争"。晚清民国知识人以新派学术方法重构传统四部之学的行动,除了引发断裂性的精神震荡,也或多或少体现着存亡继绝的延续性思考。中国传统士人如何在世界历史大势中对中国政教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理应成为当今学术     

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论六朝诗学精神及其意义

六朝诗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既体现了儒家的进取精神和道家的超越情怀,又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影响,其内在精神是时代风尚和士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折射.六朝诗学中那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文化精神在很多方面都对唐诗以深刻地启示和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借鉴意义.     

精神凝聚的源泉，团结奋进的动力——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展先进文化既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展先进文化,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的源泉和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动力。     

"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论李梦阳的人格特质及文学创作

李梦阳多负气节,为明代"前七子"领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受陇右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梦阳表现出执拗个性、刚正不阿,崇尚气节、敢于担当的人格节操.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关学品质,具体表现为:(1)极力弘扬儒家的文学教化功能;(2)以复古求新变,达到提升士人精神的目的 ;(3)尚情贵真,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传承"工部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淳厚闳伟、刚毅强奋的风格.李梦阳以秦人而为"秦风",其诗中描写了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等,均与明代中原、江南士人不同.凡此,显示出特定地域文化对作家人格心性的深度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