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全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频繁失序失灵,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化、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单边风险显著增大、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等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策略,主要有：提出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推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文交流中建立互信,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渐进式增量改革;带头作出大国担当表率,构建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各类公共产品。     

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

国际体系始终在缓慢演绎进化之中,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动力大国实力变化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治理通常伴随着国际体系重塑而转型,但也因其应景性特征而调节的弹性较大.在国际体系进化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体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治理转型体现出由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趋势,世界政府难以在全球治理转型中出现.     

构建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得以缓解,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期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巴西登革热使国际视野再次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传染性疾病,给个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更显必要与紧迫。     

当代国际体系转变中的中国对外战略

国际体系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分析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1)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的签订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从此,建立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基础上的欧洲国家体系逐渐演变成由独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2)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是不同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美苏双方对当时国际环境错误判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3)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紧密交融,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向纵深发展.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变中坚持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文明准则和价值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的对外战略观.中国不再自外于国际体系,不再以打破现存国际体系为目标,而是以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开放的全球视野适应国际体系的转变.     

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影响

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并非源于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错配,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美元本位制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浮动汇率和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是造成各国对美元资产的高度需求和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存在维护当前体制,并将调整压力转给贸易伙伴的动力。只有通过开发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回到某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和制订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现象。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改革路径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现行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体系内国际储备货币为单一化的主权是形成这一缺陷的根源,这不仅导致世界经济缺乏稳定性,发展失衡,而且带来市场调节滞后、货币霸权等问题.可以通过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和构建多元货币体系来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来促进此类问题的解决.     

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基于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计划的分析视角

全球经济失衡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美元本位制中美元所具有的非对称性特征具有直接关系,所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凯恩斯提出的关于创立超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货币改革计划,能够消除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非对称性,进而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但这将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     

美国与现代非欧区域国际体系的兴起

真正的全球性国际体系问世于 19和 2 0世纪之交 ,其根本特征除了在地理上囊括全世界外 ,就在于出现了以非欧现代强国为中心的非欧现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其中由来较久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 ,它植根于美国独立前后生成的美洲体系观念 ,经门罗主义的问世、大陆领土扩张以及颇大程度上靠军事干涉确立的泛美控制 ,到世纪之交完全形成。另一个大致同时兴起的非欧现代区域国际体系是以美、日、俄三强竞争为中心的东亚太平洋体系 ,它源于一个多世纪里世界政治的最重大事态之一———美国和俄苏逐渐成为超级强国 ,也源于区域内一个传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跃升现代强国之列。美洲和东亚太平洋这两大非欧体系各自同欧洲体系之间有着重要的复杂关系 ,并构成世纪之交问世的全球体系最基本的内在联系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也是消除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需要;同时,不仅能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支撑,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基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与国际民主话语共通的基础上,还有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它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进一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适时将部分治理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应该协调配合,以集体身份和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应该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外交力度,携手稳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策

受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和突发性因素明显增多的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趋于复杂化。2012年欧盟经济可能陷于衰退,世界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国际贸易摩擦可能加剧,国际经济协调难度加大,欧美再工业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改变全球产业格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可能加剧。据此,本文从扩大内需、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论新的安全观

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对人类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旧安全观经历着向新安全观的历史转变。新的安全观以资源安全为基点。以环境安全为保障，重点处理好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的安全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树立新的安全观，需要建立相应制度保障，主要包括：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制度、政府危机管理的新型应急机制和资源环境国际合作机制等。     

试析国家安全观的衍变

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问题的出现使传统安全观受到挑战,冷战后时期的安全观出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安全观的结构性变革。新安全观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传统安全观由于其历史影响以及现实的冲突,使得传统安全观仍将在国际安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非洲多层安全治理论析

安全治理概念的兴起反映了当今全球生活的复杂性与碎片化趋势以及国家与国际安全性质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包括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安全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人的转向。从这三方面看,安全治理概念比较适用于分析非洲安全现实。由于非洲多数国家的脆弱性以及安全治理自主权向非洲的回归与安全外部依赖性的并存,非洲形成了一种包括全球体系、非洲大陆、非洲次地区、非洲国家、非洲公民社会、私人行为体等六个层次的多层安全治理体系。这一安全治理体系因为其有效性将长期存在。     

国际游资与股市发展

:在开放经济中 ,国际游资的存在及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游资活动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影响 ,客观上要求各国不断强化本国经济系统对国际游资的抵御能力和吸收能力 ,防止在股市上出现“制度”危机和“信心”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努力避免经济增长受到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妥善处理新兴股市规范化、国际化发展与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 ,通过有选择地资本管制政策及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以此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基础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管理 ,国际资本流动功效的改进有赖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技术创新 ,主要发达国家更应该在国际游资的监控及其国际合作方面作出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北极地区区域性国际制度的非传统安全特性——以北极理事会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北极地区冰雪覆盖区范围的快速消退,无论在地缘政治或国家主权等传统的安全领域,还是在资源、国际航运、生物多样性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北极地区都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关注焦点。就涉及北极地区的国际制度而言,从地理范围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特别适用于北极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北极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制度不具有对成员国构成法律约束力的决策能力,而且所涉及的多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议题,这在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北极理事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中国而言,关注北极地区应该设定双重的伦理向度,即国家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和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为此,中国应该在北极地区的国际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深入研究现有的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在北极地区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