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亨廷顿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差异

亨廷顿和福山都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领军人物,但两者在理论渊源、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终极结果、评判标准以及发展动力上各有不同。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前期强调政治秩序与稳定,提出权威政治观,后期则强调民主与文化的重要性。福山从世界普遍史出发,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后期在理论修正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妥善处理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亨廷顿就这一课题提出了富于政策含义的理论分析框架 。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途中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 家在政治的制度化、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平衡方面将会陷入左 右为难的窘境。本文把亨廷顿的论述概括为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亨廷顿悖论”,认为这 一悖论必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所解构,但其“政策含义”对于预见、防止和解决 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而出现的某些失衡问题,特别是对于政治稳定政策的设计,具有积极的 借鉴意义。     

欧盟发展援助与加纳民主政治发展探析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欧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该政策在21世纪定型为以民主、人权和良治为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此时,加纳开始了政治民主改革,并在接受欧盟发展援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加纳政府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使用发展援助资金。欧盟带有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对加纳民主政治发展客观上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欧盟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违背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给加纳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诸多困扰;另一方面,欧盟在客观上又"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由于援助资金的定向使用,使加纳在民主选举透明度、改善人权和良治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引发了笔者对欧盟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思考。     

国内外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综述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迄今国内外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在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概括上达成共识;其次,是深入研究了其政治稳定思想和政治制度化思想;第三,是剖析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然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上存在着不足,这体现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连贯性并没有予以关注;国内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有简约化处理的倾向;很少学者去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因此,应深入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批判性地借鉴其政治发展理论,以构建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     

浅析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

始于19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因而也就对发展中国政治实践的指导性意义不大,亨廷顿同大多数政治学家的理论构想不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见解,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发展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目标包括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政治参与等内容。他坚持认为政治发展因时因地而异,特别注重政治发展的个性,关注政治发展的文化因素。他的这些理念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对其他后发国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学习。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塞缪尔·P·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变量并指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亨延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声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仍具有启迪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他所展示的文明冲突格局.与三十年前相比,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强劲复兴,伊斯兰主义兴起并产生广泛影响;"新欧亚主义"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使其逐渐摆脱了亨廷顿所谓"无所适从国家"的状态,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远大抱负的国家;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但由于认同政治的深刻影响,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对外政策呈现出内敛化态势.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亨廷顿时期更加激化,但冲突的本质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的框架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所有现象.不同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都会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但从长时段来看,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持续的影响.     

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分析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序性的一种状态。政治稳定是相对的 ,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来自于政治制度的调节机制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建立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 ,强化政府功能和政党组织建设 ,增强社会控制能力 ;运用政治社会化手段 ,促进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通过适度政治参与 ,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享廷顿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篇凸显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中关于现代化引起不稳定、必须维持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合理比例、政治稳定有赖政治制度化的推进以及政治体系必须具备政策革新与吸收新社会力量的能力等论断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因而,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政治制度化建设,维护政治稳定。．     

族际政治民主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多民族国家治理视阈下的研究

"族际政治民主化"作为一种多民族国家治理方式,强调民族分权的民主。在多民族国家中,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是国家正义的应有之义。但是,如果把国家民主的主体落到各个民族单位时,最终的发展结果就是"族主"。而如果离开了国家有效控制和建设的"族主",必将成为挑战国家统一的力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所采取的"民族共和国"制度正是"族际政治民主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走向解体的原因正是在于其过度强调民族分权的治国原则,而这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整合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代际传递、理论延展与政治实验: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三十年

基于对自由民主制纠偏而兴起的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特点,理论研究主题也从民主决策延展到公民参与再到公共治理。近年,协商民主理论逐渐向协商政治实验发展,并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具体的政治操演。厘清当代西方协商民主近三十年发展的基本进路,我们发现,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乌托邦"的批评,目前也没有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架构,不同理论派别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西方代议民主困境的多种可能出路。作为一种正在发展和完善中的理论,我们不能赋予其太多的民主期待,而应该将其视为对西方民主体制进行补充完善的新探索。这是我们正确认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态度,也有助于我们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同时,正确理解与区分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不同。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滋长蔓延的政治腐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剧烈变化的社会分层、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问题。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相关论述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为维护和推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我们应确保政党的执政权威,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实施渐进的改革战略;坚决遏制政治性腐败,消除威胁稳定的隐患;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有序地吸纳政治参与。     

"第三部门"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部门"是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介于"第一部门"——政府和国家以及"第二部门"——企业和市场的社会性组织。"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壮大有利于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养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秩序。     

20世纪50—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

联邦德国建国之初,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经历着深刻转型,政治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联邦德国学术界及联邦政府政治教育机构对政治教育该如何适应并大力促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争论不休。本文从20世纪50年代的欧廷格与李特之争、60年代的政治教育大讨论、70年代的"解放"与"理性"之争,梳理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争论。这场关于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德国学术界对当时德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学术思想的方式所作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论威权政体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生、演变及其历史作用—兼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体发展的螺旋规律

拉美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安定,对新独立的国家进行政治整合势在必行,否则,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是无法进行的。一般来说,威权政体往往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最有效的手段。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智利从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一进程正是通过威权政府的形式实现的。“大总统、小议会”是拉美政治体制的显著特点,也正是这种体制保证了拉美的许多国家在动乱中建立起了国家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秩序,从总趋势来说,政治的稳定给经济的发展创造机会是不争的事实。在拉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威权政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威权政体在立国时产生、又反复出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规律不但在拉美,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普遍意义。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农村——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源泉.为保持政治稳定,除了应不断完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农村的作用,完善基层民主,扩大政治参与.有些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对于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逻辑透视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社会转型、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基本要素,而三者内在的关系则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基本的逻辑架构。若撇开意识形态的色彩,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可以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充分认识"社会稳定"是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与条件,建构科学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治吸纳能力,提升政治认同感。     

民主化后非洲国家还政于民新趋势与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国家出现多种形式的还政于民，这是非洲民主化后政治发展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是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等多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主要因素有冷战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联合国、非统、非盟以及非洲地区性组织与非洲主要大国的态度，军人对待政治的态度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新趋势。     

从马列的两大民主思想出发再认识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两大珍品

邓小平政治理论宝库有两大珍品,一是关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要完成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任务、又要完成扬弃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任务的理论,二是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的实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阶段性质变、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理论.这两大理论分别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民主发展普遍规律的思想和列宁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发展特殊规律的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