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晚明心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先天良知（本体）与致知过程（工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论题之一。在王门后学中，王能、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作了多方面的分流，但由此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同时却试图返归寂然未发之体；二者从不同方面展开了良知的先天性之维。与之相异，钱德洪、欧阳德等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以后天工夫为关注的重心，从各个侧面对致知过程作了考察。以此为前提，黄宗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辨作了深刻的转换。一现成良知说：工夫的消解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了利根之人的预设，并以直指本体为其…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SSCI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明儒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

欧阳德是明代王门后学的代表人物,比较集中地发挥了王学的＂政学合一＂思想。欧阳德认为,所谓＂学＂,不是读书求仕或者获得见闻知识,而是明确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学＂是使得良知澄明并在生活中实现进而成就道德理想的成圣道路。而所谓＂政＂,则是希望通过教化让人们都能认清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并能在各种环境下坚持＂循其本心＂的生活从而形成一套良好的公共秩序。＂政＂从本源上应该是人的良知本性在社会生活、公共交往事务上的呈现。基于上述对＂学＂与＂政＂的理解,欧阳德坚持＂政学合一＂的论断。欧阳德认为,＂政＂与＂学＂在指向上虽各有侧重,但就其根本而言本是一事。＂学＂意味着成就自我和求真明善,而＂政＂意味着应对世事和良知的落实,因此,强调＂政学合一＂,也就是强调求真、求善与实现自我、应对世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学＂与＂政＂是＂良知＂的两面,＂学＂是良知的昌明,是＂良知＂之＂明＂,而＂政＂则是良知的落实,是＂良知＂之＂致＂。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也是其强调后天功夫与先天本体、功夫践履和体察良知同等重要之思想的鲜明体现,对于王门后学流于空虚的倾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左派王学:出世信仰的彰显与入世智慧的尴尬

心学左派在晚明演变过程中异化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形式,儒家传统经邦济民的入世智慧因心学"良知"消解而体无完肤.无论是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还是泰州学派后期的居士佛学,都表明晚明心学发展到只有靠信仰才能延续的地步.宗教信仰的彰显对儒家入世智慧的侵蚀应该引起后人理性的反思.     

论王阳明良知的“自信”

良知的"自信"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中的关键一环。良知本体知是知非,但是受到遮蔽的良知如何真正得以落实,是工夫上的一大问题。由于良知本体的"无善无恶",一方面很难真切体认良知本体,做到对良知"信得及",另一方面容易将自身的经验知识或者意念加诸良知,混淆私欲和良知。这些缺乏良知自信的表现都会阻碍良知本体的发用。同时在良知本体上无法做工夫,而从后天意念处下手,又不能直截了当。因而只有通过立志成圣对良知起信,真正将良知实有诸己,才能悟入良知本体。不过,对良知自信过分,就可能引发普遍认同的客观化问题。     

论江右王学的“致良知”

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中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的学者们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均提出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见解.这一学派总的变异轨迹是变"不睹不闻"为通过视听而格物明心,由静养工夫走向人生日用,体现了心学与理学日渐调和的趋向.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

文章依道德意识的来源,把道德意识分为所谓内在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种;强调先天禀赋中的道德之根是最基本的东西,它不会随民族运会的变迁而变迁,当着社会伦理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道德要求,人们就会回归具内的自有的道德之根--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正是出于这种被孟子称其为"良知"、"良能"的依赖,作者试图论证"羞恶之心"甚至也能同"恻隐之心"一样构成他所推许的内在道德意识的先天来源.     

良知与如来藏——以本觉为中心

良知概念源出于孟子,经王阳明提炼改造为心之本体,其灵昭明觉贯通凡圣,而现实人生中,良知又为私欲、妄念等蒙蔽,故需致良知之功夫。这种本觉、不觉与始觉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如来藏佛教思想中。由《如来藏经》滥觞,经《胜鬘经》发展,完整构建于《大乘起信论》,给予中国佛教深刻影响。此模式,贯通儒释,谓为广义中国哲学的内核。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