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劳思光: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冊享誉汉语学术界三十馀年的劳思光,一直被误称为新儒家。但从劳氏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立论与哲学方法的同异看,劳氏并不是新儒家。虽然劳氏认同先秦儒学作为成德之学能直接把握价值根源,但从不讳言儒学是现代民主政制的障碍。同时,在梳理宋明儒学六百年的思想发展之际,劳氏是从哲学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区分与评估不同阶段的宋明儒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得出其著名的"一系说",而有别于新儒学代表牟宗三的"三系说"。此外,劳氏与新儒学的另一显著差异,就是从批判视角,以"历史动态观"考察中国文化,且从不回避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失效的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处境之下探讨,就令劳氏以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而不是以敌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世界中的中国,而不是与世界对抗的中国",这就是劳思光的格言。     

从后现代视野看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

现代新儒学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文化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表现出了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基本背景、力图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的理论意向.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意旨,是力图对么于相对主义、平面化和碎片化,以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归于"仁心".就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而言,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可能有的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如何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从容中道",以寻求人类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值得思之.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

从某种意义,一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本文分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得失,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历史发展.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新的实践观思维方式,并建构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从历史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反思世界现代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主要内容在于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核心对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基本动力、过程特征和基本规律进行系统反思。在世界掀起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它无论对人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还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开场图景。在阐述马克思“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命题的基础上，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保持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又同时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世界历史理论

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基础和内容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仅仅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个部分,不能将其理解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等理论,因而,在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孤立地使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一味地赞美"全球化",而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指导着力研究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对于现存社会基础的批判,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表象上对于"全球化"进行描述性和概括性研究。     

20世纪儒家哲学研究概况

20世纪儒家哲学研究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其中1949年以前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文化运动前西方哲学理论的初步输入时期、新文化运动前后儒家哲学研究理论框架的形成时期、三四十年代儒家哲学三大研究局面的确立时期。1949年后的儒家哲学研究可从地域上分为中国大陆、港台、海外三部分,其中大陆的儒家哲学研究又可从时间上分为文革前、文革十年、文革后三个阶段。各时期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方法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其中儒家哲学史分期问题、儒家哲学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等问题,作为儒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为各时期研究者所共同关注。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论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在 2 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 ,新儒家对现代化进行的哲学探索 ,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努力。为此 ,从对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思考、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和文化哲学的探求等三个方面 ,具体分析了在海内外哲学论坛上的活跃人物和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代表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新生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及其意义。     

儒家道德哲学：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伦理之径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我国为适应现代化要求而提出一项文化战略。这项文化战略的实施首先离不开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儒家道德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所建构的注重人伦秩序的伦理精神和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同时，这一文化战略又为儒家道德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全球化意蕴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性的概念,是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随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选择并最终定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逐步认清世界历史的潮流,并最终融入世界的过程。在全球化汹涌发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导,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惟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贺麟对新儒者的定位

贺麟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需求,依据新心学的哲学识度,突破传统的儒者人格模式,设计了新式儒者人格。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是新式儒者人格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他所设想的儒者人格在中国没有变为现实,但他提出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仍可引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