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甲骨刻辞中“夔方”地理释证

殷代甲骨刻辞中有“归方”,郭沬若先生以为卽后世之“夔国”,所見甚犀利。但甲骨刻辞中又有“夔方”及名“夔”之地邑出現,而且为殷人常活动之地,其必与殷虛安阳近接无疑。因此,我們对此現象碰到几个急待解决的問题: 一、甲骨刻辞中“夔”、“归”互見,是同一方国同时之二名,还是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称号?或者竟是两个彼此絕緣的方国? 二、“归国”之地望,据郭先生說在今湖北秭归县境,但甲骨刻辞中所反映“归”、“夔”与殷人活动之頻繁,似不应与殷虛远隔如此之遙,然則刻辞中‘归”、“夔”之地望是否不在湖北西部而另有所在,其地当在何处?     

甲骨词义系统的整体性与义位归纳

从汉语史和语言材料性质这两方面来看,殷商甲骨刻辞具有鲜明的时代整体性特征,甲骨词义系统也是如此,所以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断代整体。甲骨词义系统的整体性对刻辞义位有规定作用,归纳义位应符合这一词义系统整体性的要求。具体说就是从甲骨词义系统整体上考虑,将甲骨文字表词形式转换到词位和词义层面,然后把许许多多语境里具体的词义组合搭配形式和历时的异质因素抽掉,概括、区分为同质的最小词义单位。     

从汉字的沿革看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

从出土的远古时代文物考察，汉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音义．在字形的结构上以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形声字为多，占汉字的so％以上．汉字本身有一定的结构规律及系统性．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汉字是商代刻在甲骨上和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工好占卜，凡是亲相、征代、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肿骨．因此，甲骨刻辞大部分是占问之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现在能认识的甲骨字有2000多…     

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

周原出土甲骨刻辞虽然字数不多,但辞例、行款却较为复杂。有学者分析了它们的字型与孔型,有学者研究了它们的文法,也有学者从辞例、命令副词开首的句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此等等。从不同方面对周原出土甲骨刻辞进行分析,对判定它们的用途和族属是有意义的工作。     

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

甲骨刻辞的非卜辞中,有一种记载卜用甲骨的来源和有关整治、收存情况的记事刻辞,胡厚宣先生写于１９４４年的文章《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归纳研究。此后５０年,甲骨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章的某些看法和文字的释读今天看来也有不妥之处,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对胡先生的文章进行一些补充和修正     

论甲骨刻辞文学

自十九世紀末叶甲骨刻辞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虛以来,最初如孙詒讓、罗振玉諸氏,只是把它当作古文奇字看待,从文字学的角度,与两周銘刻和秦汉篆文等加以比較,进行研究,作一些文字的考释工作。自王国維以后,始根据这些資料以探討商代的社会历史,甲骨刻辞于是便进一步成为考征商史的重要史料。接着,由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     

《合集》6482—6486成套卜辞语料系联

该套卜辞大致包含征伐下危和祛除齿患两大主题,通过4种主要辞式反映出来。一是卜问商王武丁是否联合望乘去讨伐下危方;二是卜问商王可否联手沚■讨伐下危。三是卜问可否向伯父盘庚致祭;四是卜问武丁的牙齿疾患是否能够痊愈。本套甲骨有关祛除齿患的卜辞与伐下危事件有一定关系,即商王在联合望乘征伐下危的时候一度罹患牙疾。该套甲骨反面记事刻辞与花东子卜辞里同时出现的■地,均属当时商王朝重要的农业、田猎区,受到商王室的势力保护,同时亦在花东子贵族的管辖范围。该套甲骨字形呈现不同的书写风格,非为同一刻手所刻,可能出自同门几位书家之手。     

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一)

甲骨文是我国现在所见到的最古的成系统的文字。用它书写的殷商甲骨刻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是成体系的上古汉语的记录。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和殷商刻辞,对探讨古汉字和古汉语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为了能够全面而又深入地从总体上以及从各个部分认识甲骨文和殷商刻辞的一般状况和特异之处,有必要先将各个方面作为一种成体系的现象加以探索、观察、比较,进行一些必要的归纳、总结。甲骨文动词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

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曾于1961年收購到一批甲骨,共一百余片,乃罗振玉旧藏。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曾著录过的;也有一部分虽被著录,但或者是仅著录其正面的刻辞,而遺漏了其背面;或者是拓本經过割截,以致文辞不全。在这些甲骨刻辞中,有的可据以解决目前某些悬而未决的問題;有的則对于过去認为毫无問題的說解,向我們     

序《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有重大甲骨发现,这就是编号H3的一个甲骨窖藏坑,集中出土了甲骨1583版,其中有刻辞的689版,而且大版和较完整的卜甲不在少数。如此之多的甲骨集中出土,是继1936年Y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而花园庄东地H3所出卜辞,是目前发现内容最重要、数量最大的“非王卜辞”。特别是此坑甲骨材料单纯、完整,     

甲骨文断片缀合之一例

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代社会的绝好材料。刻写着文字的龟甲兽骨,有的早在殷代就已断裂,有的经过三千多年地下的埋藏腐蚀,已成碎片残骨,有的在出土后遭人为的原因而断缺。把断片尽可能缀合复原,成为甲骨材料学的工作之一。 缀合而得甲骨刻辞,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如王国维1917年首开甲骨缀合之端,把两片卜骨合到一起,得到了上甲至     

殷墟花东甲骨上的圆孔与先秦文献中的上古占卜记录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上古占卜的历史资料的来源,一直是无人问津也无法深入探讨的问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加工的小圆孔,是为便于甲骨的保存携带而特意加工出来的。这一现象为解决这些资料的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记录是古代占卜过程中,对占、验之辞整理记录保存而来的。     

关于甲骨文著录的内容分类

自从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为了条理清晰地刊布与研究这些珍贵史料,陆续有学者对甲骨文的内容进行了分类研究,他们的研究成就在甲骨学史上十分重要。但由于分类标准不够明确,以往的各种分类法尚有改进与调整的必要。我在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整理该馆收藏的甲骨时,考虑到甲骨刻辞应该从各版甲骨记录事项的总体内容而不是其中的某种成分进行分类,从而提出了个人在实际操作时的分类设想。     

科学发掘甲骨文的最新成果——评《小屯南地甲骨》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小屯南地发现了卜骨、卜甲7150片:其中卜骨7040片(内有刻辞的4761片),卜甲110片(内有刻辞的60余片),是建国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批。这批甲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内容丰富,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这批甲骨有可靠的出土地层依据,并常与陶器共存,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极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小屯南地甲骨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亟盼早日公布,以推动甲骨学和商史的研究。     

实用·文章学·重今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试论语境和词义的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语境的内容和类型 ,由于方法和目的不同 ,国内外的认识都不一样。语言、语义和词义及其相互关系是研究语境和词义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语言的本质有三个层面。语言和言语是有区别的。语义包融词义 ,词义依存于语义。词义和语义都依于语境。语境可以解释词义 ,显示词义 ,可以使多义词、兼类词词义单一化     

介宾式双音词“于今”的词汇化及其动因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于今"界定为兼类词,副词兼名词。从历史层面看,两种词性的"于今"均来源于古代汉语的介词短语,是由介词短语词汇化而成,但其词汇化轨迹不同,存在两条不同的演变路径。因此,有必要详细描述名词和副词"于今"演变的差异性,并对其词汇化的动因进行合理的阐释。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

本文首次尝试探讨了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问题。探讨分三个层面 :一是以带“伐”、“舞”、“奏”、“文”等字的辞条为例 ,考察了商朝人重视文化建设的浓厚尚文意识 ;二是通过考辨刻辞中孕育和记录的“占”、“谱”、“册”、“祝”、“诰”等古代文体雏形 ,体认了商朝人已初具朦胧的文体意识 ;三是通过对刻辞字、句、篇的例释 ,确认了商朝人已具备较明晰的写作意识。而这三种意识都是产生文艺思想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先秦传世典籍“兮”字本貌及形用流变

兮字在甲骨文中既已出现,在先秦传世典籍特别是韵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然在与先秦传世典籍同期创制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其踪影;凡传世文献作兮处,相对应的出土文献皆不作兮。兮或为呼吸之吸的本字,作语气词始自秦汉时期,先秦传世典籍所见兮字系后人改字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