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剧英雄——于连与高加林比较研究

法国大作家司汤达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红与黑》中的于连与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在历史文化和时空背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出身于底层的敢于同命运和社会抗争的知识青年，他们的人生道路与悲剧结局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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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遥著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它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变化过程。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浅析于连和高加林人物性格的异同

通过对于连和高加林人物性格的比较分析,从他们面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爱情和理想的冲突,自我实现与自我丧失的冲突中,看到他们性格中的二重性,即善良与虚伪,自尊与自卑、反抗与妥协。于连的性格表现为“以人为梯的独登高者”型,而高加林的性格则表现为“以己为梯的合登高者”型。同时,于连的奋斗目标是“英雄”,而高加林的奋斗目标是城里的脑力劳动者。于连是主动的追求爱情,高加林则是被动的接受爱情,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造成情感体验的差异。高加林对待爱情是认真的,对性是大胆的。而于连对待爱是随意的,对性事大胆的。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论20世纪80年代青年农民的奋斗形象——以《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为例

高加林与金狗是20世纪80年代乡土中国青年农民的典型代表,有知识、有才华、有追求,不想走父辈的老路,渴望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有着一番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的人生经历。他们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懈地奋斗,但现实却让他们与理想失之交臂,只能在城乡权力空间的挤压下进行无奈的抗争。他们的爱情选择也具有时代的特点,＂滑行＂在功利...     

中国大陆流散文学中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殖民——重读路遥的《人生》

本文通过对流散文学的关注以及高加林悲剧人生的介绍,引出了我们对大陆流散文学的研究。高加林是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殖民作为中国大陆流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他复杂的性格,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于连悲剧的现代意义

于连是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集自尊而又自卑、勇敢而又妥协、积极而又优柔寡断等多种性格于一身的风度翩翩的知识青年。他在过度自尊中迷失了自我;又因野心极度膨胀而使理想成为虚妄;他利用了爱情因而与幸福无缘。他悲剧的人生源于他多重的性格和所处的时代,对当下青年人怎样定位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生命的意义在于高尚的追求--读路遥《人生》的启示

《人生》是著名作家路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还相对闭塞、贫瘠、落后的西北高原农村的几个青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某些新特点和存在的矛盾。小说创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通过高加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失败的描绘,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城乡之间的艰难抉择——从格雷马斯方阵角度分析《人生》的符号意义

《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加林在事业、爱情上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主人公在一次次人生抉择面前的矛盾和两难。然而,通过格雷马斯方阵分析我们却发现,作者路遥的潜在深意并不在抉择,而是着力体现命运背后的人情,尤其是颇具暖意的乡土人文情怀。作者借高加林命运的起伏,表达了对故乡的热爱和对故乡农民质朴情怀的崇高敬意。     

于连和高加林悲剧的文化思考——兼与张华商榷

<正>自欧洲启蒙文学以来,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平民青年“向上爬”(权且使用文学史家惯用的这一字眼)的形象:吉尔·布拉斯,于连·索黑尔,拉斯蒂涅,杜洛瓦等;而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走出了一队“进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李德兴,隋见素,金狗等。有趣的是,他们虽生活的时代、国度不同,性格气质各异,却有着相似的生活历程:农村—→城市。更有趣的是,按国度别,他们的人生路程又有着不同的归宿:法国,农村—→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农村。这种偶合现象,恐怕与不同国别作家的不同的情感倾向和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此乃后话,暂不赘述)。而在这两组形象系列中,唯于连和高加林在性格、气质、爱情经历、生活遭遇及作品出版后人物所承受的微词等诸方面颇为接近,因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两个形象的比较,对于研究人类心理,中西民族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学创作规律等文化现象若有启发,就是本文的最高目的了。     

时代·道路·灵魂——读《沫若自传》扎记

悲剧时代的见证 《沫若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全书四卷,从《我的童年》写到《南京印象》,约一百一十余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清末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事变和社会面貌。 作者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悲剧时代”,认为:由于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因而生活在这锦绣江山上的古老民族便不得不呻吟、挣扎着,在自己的悲剧时代艰难痛苦地“脱皮”。《自传》便是这“脱皮”时代的见证。     

一个青年奋斗者的悲剧——浅析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

陕西青年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是一部洋溢着浓郁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对回乡知识青年高加林曲折而又复杂的生活道路的描绘,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奋斗者形象,反映了     

《伤逝》悲剧根源新探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描写青年爱情生活的小说。如同《彷徨》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它的结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主旨何在?这是评价这篇小说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也是《伤逝》研究中人们长期探讨、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观点略作归纳,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意见:第一是“社会黑暗”说,即认为造成子君、涓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旧中国的黑暗制度,它不仅剥夺了这对青年的爱情自由,也不给他们以生存的权利,使他们无论怎     

千回百转沉郁苍凉——谈《伤逝》中抒情的心理描写

一九二七年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婚姻自由,抱着美好的希望,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可是,没过多久,涓生遭到失业的打击,在生活的重压下,两人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不得不分离,子君回到父亲那里,悲惨地死去;涓生重又返回最初寄居的会馆,独自咀嚼着苦味的人生。作者当时创作这篇小说,意在告诫他所同情,爱护、并寄予期望的中国青年: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如果把奋斗的     

在负心汉与伪君子之间——《氓》诗“欺骗说”质疑

抒情叙事诗《诗经·卫风·氓》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劳动妇女的爱情悲剧。在论及这一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即那个“二三其德”的负心汉氓,谈到他对女主人公的婚前态度时,目前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 “欺骗说” 即认为他对女主人的爱情自始至终使用的是欺骗手段。 这里就作者所见略举几例: 《大学语文讲析》(石声淮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说:“……他换丝不     

文士的不遇与文学中的士不遇主题

(一)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士的“不遇”,作为文学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和文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却始终伴随着文学创作。 先秦时期,当田野、里巷的青年男女,将其艺术才华倾注于婚姻爱情的生活内容而“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时,“变风变雅”作者便在“周室大坏”的社会变动中,创作了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批反映士不遇之主题的抒情诗篇。诗人大都是这式微时代的卿士大夫,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动,因而伤时忧乱,怨天尤人,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情溢于言外。正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所云:《瞻叩》、《召昱》之诗,“皆忧乱之将至,哀痛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     

双重认同、自恋与三角爱欲范型的固着——《人生》中高加林爱情悲剧成因的解析

具有自恋人格特质的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是即时之爱、自恋之爱,对自身农民身份之爱;对黄亚萍的爱是情境之爱、自我贯注之爱,对自身知识分子角色认同之爱.同时,高加林自始至终固着于童年俄狄浦斯情结所建构的三角爱欲范型,潜意识沉溺于对被伤害的第三者马拴和张克南的情感袭扰的心理满足之中.在双重身份的虚假认同、病态的自恋以及充满矛盾的三角爱欲的悖谬中,其情爱游移不定,心理冲突绵延不辍,并最终酿就了一幕爱情悲剧.     

论鲁迅以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为中心的悲剧创作

亚理斯多德指出最完美的古希腊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悲剧创作的独特光芒之一就在于对“人生中可怕的事物”的描绘,因此,悲剧创作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审美概括,是跟悲剧创作独特的描写对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进一步深入认识鲁迅以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为中心的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首先,鲁迅悲剧创作的冲动,即他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的感情把握,是植根于他对国民灵魂的“死相”的触模中。在《呐喊自序》中,他回顾了自己在东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这同一感受的痛苦性和长期性。在东京时期,他就感受到。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毫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足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     

电视剧《血溪》的思想和艺术

《血溪》以新的艺术观念,再现了一个民族的艰难历程。编导者用当代意识对一个古老的民族进行了反思,使其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时代的启示性。 一、一个耐人咀嚼的悲剧主题 《血溪》以土家族、汉族两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为线索,以土家人把关的“峡口”为喻体,围绕“峡口”的封闭与开放的斗争,揭示了民族进程里的悲剧主题,民族的融合、世界大同的理想通过两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出来。聚居在峡口内的各民族山民都心系峡口,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冲着峡口而来。峡口是斗争的焦点,石头一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浪尖人物是石     

儿女笔墨 社会大观——《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的比较研究

《红楼梦》卷首,曹雪芹借“石头”之口说,他创作此书“不敢以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这里所说的“儿女笔墨”,从作品的实际来看,主要是指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悲欢离合的种种情事,所谓“唐突朝廷”,是指作家通过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对封建阶级贵族青年男女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为我们刻划了那个社会的众生相,从而使这部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杰出作品,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他“不敢唐突”是假,如实描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