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扣押的定义与类型

刑事扣押是指以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违禁品保全为目的,以可以作为证据的物品或和可以作为财产执行标的的物品以及违禁品为客体,以提取、提出命令、收缴以及留置、冻结等为手段的强制取得和强制占有性质的侦查措施.为了凸显不同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刑事扣押区分为多种多样的类型.     

论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

刑事扣押与公民财产权存在尖锐冲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制度设计仍存在明显不足,如对扣押定性偏颇、司法审查程序缺失、权利告知不明确、程序制裁措施乏力、救济方式不合理,等等。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予以完善,将扣押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对扣押设置司法审查程序;保障当事人在扣押中的知情权;明确设立非法扣押所获证据予以排除的制裁措施;允许受害人对刑事扣押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     

论扣押物的规范化管理

目前,我国刑事扣押物品管理上存在账目不清,无专门部门、专门人员及专门场所进行保管。这一现象是由于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造成的。为使扣押物实现规范管理,应在现行法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以及内部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的完善,使扣押物品的管理规范化。     

论刑诉法修订对实体刑法的完善补充

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因此,刑事程序法的修订也会对刑事实体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是对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补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然而,在民事诉讼中为当事人普遍采用的财产保全措施,在同样含有民事赔偿事项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鲜有被采取。财产保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出现空转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要充分发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价值,需建立被告人财产调查和告知制度,厘清财产保全与刑事扣押的关系,合理减轻被害人的担保负担等。     

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构建刑事见证人制度探讨

刑事见证人能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体现程序正义,同时也能促进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进一步保障实体公正。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刑事见证人制度的基础上,评析我国刑事见证人的现状,明确刑事见证人的法律地位、完善刑事见证人资格制度、建立专职刑事见证人制度和强制见证制度等,以改变刑事见证人作用不充分,从而构建一个合理的刑事见证人制度。     

论强制拍卖及其运用原则

拍卖,是商品买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出卖者通过公开叫价的办法,将财产卖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的一种法律行为。拍卖可分为任意拍卖和强制拍卖二种类型。现只论强制拍卖。强制拍卖是一种典型的民事强制执行措施。它是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已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公开竞争出价,而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人,以所卖价款清偿债务人所欠债务的执行行为。     

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的启动 ,指侦查官员将确定的搜查意志付诸实施的过程 ,是搜查程序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起点。国家权力因刑事搜查程序的启动而进入特定的案件范围 ,并产生对特定公民或特定空间的强制作用 ,犯罪嫌疑人则不得不开始面对以搜寻、检查为行为特征的另一种国家暴力。由于目前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严重问题 ,既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也不利于更好地发挥搜查的职能和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研究 ,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论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解决此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影响着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建立强制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同时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处罚

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责任 ,是国家刑事法律对产生、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否定评价 ,是国家司法机关强制行为应承受的刑事负担。在刑事处罚方面 ,作者对该类犯罪的主刑、附加刑以及单位犯罪的相应相罚均作了一定研究。     

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

侦查与调查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侦查本身便是由一系列调查活动构成的。调查活动根据是否涉及基本权干预,可以区分为任意调查与强制调查。强制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强制以及对其他基本权利的强制,后者属于调查活动的一种,而前者则不能被归入调查的范畴,因为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只能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而不能用于获取证据。留置在监察法中亦被定位为一种预防性的强制手段,但由于相应规制的缺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在刑事审判中,对于监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采取的各项强制处分,应适用同样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而此种标准的真正贯彻,要求必须采用一种开放性的参与式调查和侦查模式,辩护律师的有效介入则是实现此种模式的必备前提。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理论分析

婚内强奸是指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强奸妻子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应该成为我国<刑法>的处罚对象.否定婚内强奸构成犯罪的观点是陈旧落后的,但其指出的将婚内强奸行为入罪的特殊性如取证困难、婚姻关系的存在等具有合理性.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婚内强奸的刑事处罚应该区别于普通强奸罪,可采用自诉原则,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强制罪,对婚内强奸行为按照强制罪进行处罚.     

比较法视野中国际刑事诉讼逮捕论析

国际刑事诉讼中的逮捕与国内法上的逮捕本质并无区别,都是临时性的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有其自身特征:如执行主体的间接性和不特定性;逮捕对象涉罪的国际性;逮捕即时性和逮捕后羁押时间的暂时性;逮捕程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国际刑事诉讼中的逮捕主要有持有逮捕令的逮捕和临时逮捕两类。国际刑事诉讼中的逮捕与羁押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二者的关系是逮捕前置;逮捕后的羁押是常态。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论刑事审判价值

本文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对刑事审判制度进行实证考察.通过刑事审判价值概念界定、刑事审判价值关系运动及刑事审判熵值,直接透视刑事审判的实质,把握驱动刑事审判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内在利益机制,从具体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措施中感触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为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审判制度提供理想模式.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人格障碍者刑事政策反思

人格障碍是指因人格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长期不适应社会的状态.我国<刑法>没有专门对人格障碍者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人格障碍者多以正常人定罪量刑,不够科学.基于人格障碍者的病态特质,对这类特殊人群宜从宽处罚,贯彻以治疗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特殊情形下免除其刑事责任,由政府进行强制治疗.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惟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是此次法律修改的一大亮点。将刑事强制医疗纳入诉讼化轨道，对于治理实践中强制医疗的混乱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该程序是否能够彻底预防“武疯子”继续危害社会以及正常公民“被精神病”的社会乱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该程序相关规定比较粗糙，还需要有关解释予之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