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池国文学考论

南北朝时期，氐族杨氏在陇右地区曾建立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相连的地方政权，立国时间持续386年。仇池国文学的发生与陇右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及仇池灵活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仇池国文学家迄今可考者仍有十余人，杨氐政权300余年的文坛并不寂寞。仇池国文学表现出氐人特定的文化精神，其丰富的原创性文学资源，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组成部分之一，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     

宋代私人养马业探研

宋代私人养马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民间私人养马和官员私人养马。由于受自然条件、传统养马的习惯和社会需求的影响,私人养马业呈现如下特点:地区发展不平衡。私人养马一般集中在河东、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和西南的巴蜀地区,无论马匹数量还是质量,北方和北宋都占绝对优势;品种众多,宋代私人养马达十几个品种;私人养马还受战争、国家政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私人牧马业比较兴盛。论文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吸收了现代畜牧学、家畜生态学、气候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以期深入、系统地对宋代私人养马业进行探讨,为全面研究宋代牧马业及其军事尽绵薄之力。     

古郐国历史地理问题考辨

郐国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小国,处在溱、洧合流之处,其地应在今郑州密县东南曲梁乡古城寨.古郐国在受到两次打击后,被郑国所灭.河南境内保存了丰富的古郐国物质文化遗存.     

渤海国历史的归属

唐代渤海国疆域地跨今我国东北的东南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及俄罗斯的滨海地区.故有关国家的学术界都从其今日的疆域出发,把渤海国的历史看作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考察渤海国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及渤海的主体民族都是我国古代的靺鞨人;大祚荣等人又是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是当时唐朝管辖之下的地方政权,是与唐亲睦和好、"车书一家"的国中之"国";渤海国故地的大部分一直还是历朝历代我国故有的版图,而其主体民族的大多数后裔,最后又多融入于汉族之中.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说渤海国的历史归属中国.     

元代的孤老养济制度

孤老养济是元代重要的一项社会救助措施。这项制度建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到元中期以后逐步完善。救济的对象是无亲族、或者亲族贫困无力抚养的鳏寡孤独人员,日常性资助的项目包括房舍、口粮、柴薪、衣服、医药和添支钞,此外还有临时性赐予,并在孤老身故后提供棺木。养济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际留钱粮、拘收的户绝财产和监察机构的赃罚钱等。     

昆明族与滇国关系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昆明族是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原居甘青高原的南迁氐羌系民族,汉晋时期较为强大.由于各种原因,昆明族在迁居洱海地区后又不断东迁,与滇国发生了极为密切之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其时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战争为主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战争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融合与发展;同时为昆明族的发展和壮大夯实了基础.     

《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目前所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试论西汉长沙国对湖南地区的开发

西汉长沙国建于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年）,废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其疆域主要在今湖南地区。 高祖五年,“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１］,始建长沙国。吴氏传五代,历４６年,至文帝后元七年（前１５７年）以无嗣国除。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年）,封庶子发为长沙王,复置长沙国。刘氏七代八传,历１６４年（其中绝嗣２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废。长沙国与西汉王朝同始终,是西汉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对长沙国的记载很少,因此,对长沙国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更多地依据考古资料。自１９５１年长沙发…     

莱国与周边国族的关系

莱国是胶东地区的古国之一。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莱国与许多周边国族一直保持着往来关系。通过对相关出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可以初步廓清莱国与纪、莒、蒲姑、过等国族的联姻或交往关系,从而为胶东区域文明研究提供新资料。     

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

本文针对古“辰国”与“三韩”在朝鲜半岛南部存续的时间、性质问题,从辰国之名及其地入手,梳理有关文献,指出:辰国只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原始地名,而非国家实体,而“三韩”正是在“辰国”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部落联盟。     

张梦阳的鲁迅研究之研究

多年来 ,张梦阳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史料建设 ,同时潜心鲁学 ,精心著述。今年 ,撰写了三卷本《中国鲁迅学通史》 ,已出版的第 1卷从宏观上描述作为 2 0世纪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 ,从学术哲学的高度反思鲁迅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等问题。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比较还是比附——评刘小枫和甘阳的"健康阅读"

甘刘两位先生对迄今为止的国内的西学研究作了总体性的反省与批判,一方面强调应"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另一方面又在提倡中国读者以"问题"引领研究.实践中,他们并未践行自己的倡导,而似乎更多地时而拿西方来比附中国,时而又拿中国比附西方.刘文<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即为一例.事实证明,只有首先还原历史真相,在真实的语境中,才可能有效阅读.     

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试析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

《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传递了我国传统文化,并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的风貌.从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入手,举出多处译例,从服饰的材质、图案和样式三方面,探究译者的翻译手法及原因.     

戴乃迭译者文化身份建构研究--以英译王安忆《人人之间》为例

针对目前译学界对杨宪益、戴乃迭合译作品的研究与对戴乃迭独立完成的译介作品的研究的极不平衡性,结合一定的历史文献、传记文学和译介作品,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对戴乃迭作为一名独立译介者展开研究,弥补一些译学界对于戴乃迭作为一名独立译介者关注的不足,引起译学界对于戴乃迭以自主姿态从事译介活动的研究兴趣。在研读王安忆《人人之间》英译本的基础上,以综合研究和译本分析相结合、宏观叙述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客观总结、归纳和阐述戴乃迭如何通过对拟译译本的选择、对源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以及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在其独立完成的译介作品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粉白黛绿——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颜色词翻译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运用大量颜色词使其作品富于美感,他通过准确、生动、具体、灵活地描写服饰,成功地塑造人物个性,使读者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将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颜色词翻译实例分类,讨论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其中包括基本颜色词,实物颜色词和其他不同概念的特殊颜色词翻译.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近20多年来国家理论的复兴是政治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分析框架都已不足敷用 ,各种不同立场上的理论家正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国家作出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 ,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现成的 ,而是解释学的 ,我们就既要努力阐发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又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 ,而要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