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千年难题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问题.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最高长官集军、政、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衡为基本特征;集权极易导致分裂和战乱,分权极易导致政府软弱无力.二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二级是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三级则是现实所需.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就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     

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

从探寻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道制进行考察,可以将明清时期的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事务性的道,一是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分巡、分守、兵备道.后者是行政督察专员区制度的直接来源,其设置于明代,旨在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清代,巡、守、兵备道设置趋于合一,由功能单一的机构向集民、财、军及其他各种专项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转变,民国时期固定为省县之间的地方层级.从制度承袭的角度来讲,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直承民国时期道的建制;从运行机制与性质职能角度来讲.则与明清时期的道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台性质的演变——兼论地方行台制度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存在过四种不同性质的行台,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行台、作为尚书省分支机构的行台、处于过渡形态中的行台和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行台.行台之所以能够在魏末北齐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与北魏前期的分部尚书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承八部制而来的八道制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地理基础,尚书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习惯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机制基础.进而揭示,分区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解制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性思考

解制型政府是政府治理的新范式。其基本内涵是放松政府规制,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效率和效能。其基本内容是接受官僚制的层级节制,主张强化高层决策者和行政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赋予官僚机构更强的决策角色,强调公共利益通过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结合我国实际,思考解制型政府治理范式,一方面要变管制行政为服务行政,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军事贡役体制(1926-1935年)

1926年至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军事贡役体制,具有行政变异性的特点。该体制是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其行政变异性表现为决策中枢层级的以军代政现象,以及县级行政的正常职能因以团防工作为中心任务和以战争勤务为重要职能,而呈现萎缩。这一体制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逐渐引发以军团关系不协调为表现的军事当局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突出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中央政治权力展开。各朝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虽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行政层级呈递增趋势，地方职权呈递减趋势。基层乡村组织各代虽有变更，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宗法性和政治性。封建社会从秦至清的二千余年间，地方行政层级基本上在二级至四级之间变换，而以三级时间最久。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外重内轻”向“内重外轻”演变。行政职能中只突出政治职能，而弱化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行政体制的废立全凭君主意志，缺乏容观的指导原则。行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扼杀了行政活力。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央地互动中的“接包制”模式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考察

纵向行政任务的落实机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议题。国家级新区正是中央为深入实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区。通过回顾行政发包制理论,可以发现,该理论难以就地方对中央发包的行政任务进行差异化落实的现象提供很好的解释。面对国家级新区“申请热”与“成效冷”的政策悖论,在借鉴行政发包制理论和利益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接包制”的分析框架,并以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各个阶段为例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接包制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纵向府际激励模式,中央通过设包给予地方以政策或资金支持,地方在政绩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竞包的方式积极承担中央的政策试点任务并获得政策执行权,由此又导致了中央对行政任务的进一步扩包。“接包制”模式的提出为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前我国政府层级改革的困难与对策

2000年前后,由“费税改”牵引出的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引发了各界关于省以下财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2004年后部分地方政府启动了乡镇体制、或省直接对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本文紧密结合改革形势,在分析了乡政府与市管县体制的由来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弱市撤乡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提出我国近期政府层级改革者可循渐进之路,积极度行将乡一级政府变为县的派出机构改革,并在管理难度较大的省与县之间试行恢复地区行政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军府制统辖下多种行政机制并行的边疆管理体制,仅在东部地区实行与内省相同的道、府、州县制度,即镇迪道的建置及其管辖下的各府厅州县,对于清代新疆东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末新疆建省,设置四道,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州县制度取代了"因俗施治"的军府制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的间接统治体制,使得新疆内部地方行政制度划一,并与内地省份划一.这同时也是与清政府加强边疆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提供了范本.     

晚唐五代墨制:皇权与臣权的政治博弈

墨制在唐朝是天子不经外廷、直接发出的诏令,虽不正规,但临时处理政事具有一定灵活性。晚唐皇权日衰,墨制成为天子为应对危机授以某臣专权某事的暂行办法,职权主要限于除官。其后藩镇割据,自行号令,将墨制权力扩大滥用。五代十国,政权分立,墨制成为地方行政公开且默认的主要方式。晚唐和五代时期墨制的变化,反映了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民国时期云南殖边督办公署与道的承袭问题

民国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操纵、控制着中国政局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割据称雄、混战不休 ,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混乱。中央政权更迭频繁 ,政令难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 ,称霸一方。掌握中央政权的各派军阀为强化中央政权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均试图改组地方行政制度 ,以控制地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对清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重大改组 ,裁撤府、厅、州中间行政组织 ,推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 ,再废道制 ,推行省、县二级行政管理体制。地方军阀在形式上遵从中央政府整齐划一的号令 ,裁府废道 ,实际上以谋…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省管县:历史流变与理性思考

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由市管县到省管县,其焦点集中在管理幅度大小和行政层级多少的关系问题上。观照历史:从市领导县、地区制到市管县体制变化,古今行政层级演变;审视现实:市管县的作用、浙江模式的局限性,管理幅度、行政层级与成本、效率的悖论,不同国家国情和统治方式的差异等,都反映了由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的转换,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过程。     

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

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袁志筱元代官吏制度，由于民族、文化等诸方面原因，与历朝有所不同。元地方政权实行台、省、院三足鼎立。辖江西的台、省、院分别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派出机构，除监督江西地方行政外，还监察浙江、湖南两省的地方行政...     

唐代道制建设与改革三题

鉴于汉代州制演变最终导致汉亡的历史教训,唐代在道制建设与改革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创新。唐初的十道制与"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巩固政权与地方监察的双重任务;武则天与唐玄宗时期官员们对地方监察制度规范化、常规化改革的阻挠延缓了道制的地方化进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毅然罢去开元十五道建制,使得唐王朝免于速亡的历史命运,而和藩镇共存一百多年;这都是唐管理阶层制度探索与创新的成功之处。然而,唐道终不免重复汉州的命运,表明在地方治理方面,古代的中央政府有着不可克服的难题,显示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力图超越自身局限的艰难与无奈。     

政府层级、补贴与产能过剩：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在产能过剩的框架下分析了政府补贴的层级选择问题，回答了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什么层级的政府进行补贴更有利于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的研究发现，当市场规模较大时，由地方政府进行补贴能够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当市场规模较小时，在地方政府对辖区GDP重视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进行补贴能够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当市场规模较小，在地方政府对辖区GDP重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进行补贴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     

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变迁分析

经济改革前后,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模式:经济改革前,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是一种强制许可的模式,改革后,该模式逐渐演变为条件许可制。在城市户口迁移强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是正式劳动关系;许可方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个人"组成的四级单向度模式。在城市户口迁移条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具有市场交易性;许可方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政策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组成的三级相互反馈的结构模式。城市户口强制许可制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根源在于全能主义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过程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城市户口迁移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的原因在于组合主义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结构关系的出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