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商在江西鄱阳县石门镇的活动

关于明清时代江西的市镇,此前学界对四大名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和吴城镇)的研究颇多,但对于省内其他市镇之探讨则相对少见。本文聚焦的佚名抄本,主要反映了徽商在皖赣交界处石门镇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鄱阳县石门镇与徽州府婺源县的土布贸易及相关纠纷,乾嘉时代江西北部和东北部一带的低潮银问题,以及在当地围绕着兴建徽州会馆而引发的诉讼,等等。因有关石门镇的史料相当罕见,此一文书抄本为我们展示了徽商在侨寓地贸易的诸多侧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藏书业颇为发达,而其内在动力即是徽商的勃兴。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徽州藏书业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徽州书院及其与徽商的互动关系

在徽州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徽州文化,而且还成功造就了执中国商界牛耳近五百年的徽商集团。作为"程阙故里"的徽州,书院历史源远流长,对提升整个皖南人群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徽州商人足迹遍及四方,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业文明历史的光芒。两者究竟有何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对此进行探讨。     

清代成都会馆与成都社会发展

清代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成都人口迅速增长。移民定居成都后相继建立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他们在成都的发展。作为清代成都移民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成都境内形态各异的各省会馆,不仅是清代西南建筑的杰出代表,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都社会的发展,使成都的工商业陆续恢复,城市建设也日渐完善,各地文化更通过会馆实现了交汇与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成都文化。     

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

徽商的人文精神蕴含着儒教精神、血缘伦理和重商心态等极为丰富的内涵。儒教精神强调社会责任,血缘伦理强调家族责任,重商心态主导舆论方向。徽商内蕴的人文精神又被外化为"儒行"、宗族组织和重商文化。这些对徽州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北京会馆的政治属性与士商交融

清代是北京会馆迅速发展的时期,既有众多的士人会馆,也有不可小视的工商会馆。北京士 人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始终都与官僚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而无论是士人会馆还 是工商会馆,其作为以地域为纽带联络同乡同籍的公益机构,在修睦、敦谊、敬神庥的过程中,也为士商两个阶 层、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空间环境。     

从会馆看清代海南的发展

随着人口的流动 ,清代海南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海内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业会馆在海南的建立以及琼州会馆在海内外的活动是其发展的重要见证。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皖江流域的徽商

清代的皖江流域是安徽境内极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地区,其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徽商等客籍商人的推动。作为当时的一支商业劲旅,徽商遍布于皖江流域的重要市镇,从事盐、典、粮食、牙行、棉花、布匹等生意,经营领域甚为广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徽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儒家的"仁""义"思想,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通俗小说中慕色徽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代通俗小说中涉及徽商贪慕女色的篇目较多,多类型慕色徽商形象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徽州重商、早婚习俗的影响。过早的娶亲外出经商使青年男子对女色难以抗拒。其次是晚明纵欲之风的影响。在时代享乐风气的影响下,缺少文化修养的暴富徽商大多重金狎妓。再次是小说家的渲染与再创作。明代一些小说作者已经具有高度自觉的独立创造意识。明代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慕色徽商形象,已经明显淡化了过去小说对商人慕色行为的惩戒色彩,代之以宽容和羡慕,成为透视徽州文化和明代社会的重要窗口。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论明清徽商的诚信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诚信经营。商人重利是天性,但诚信经营则是商人能够长久获利的保障。徽商的诚信经营,对当代人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

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搜刮民财,打压社会清流,制造了不少冤狱,仅与徽州人士有关的就有"黄山大狱""汪文言封疆通贿之狱""吴怀贤圈点杨涟疏之狱"。这三件冤案,虽形式不同,但都涉及东林人士,本质上属于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     

清代前期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研究

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入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就商人而言,贩运商与坐商之间、坐商与小商贩和摊贩之间都建立了信用关系.商业信用的建立,一方面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量,盘活了整个商品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商业信用的建立,解决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小商贩资本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作出了非常全面和复杂的规范.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和母以子显、重门第正名分、彰显封典节烈以及善于持家等原则.虽然大多数谱牒规定为亲者讳,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上谱的规范带有更多的耻辱性.透过这些规范,反映出清代徽州地区宗族在不断扩张和普及化的同时,礼教也日益向基层渗透,儒家伦常已经世俗化.     

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是清代徽州社会的主要行为之一,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