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

韩愈把宣传儒道与排斥佛老相联系。其宣传儒道，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恢复中断的道统，而现实目的却在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其排斥佛老，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捍卫儒道的独尊地位，而现实目的却在于打击寺院经济以保证唐王朝的赋役来源。韩愈之＂道＂虽被标榜为纯粹的儒道，但实际吸收了佛、道、法、墨等学派的思想成分，并非纯粹的儒道。韩愈＂不平则鸣＂的本意包括抒欢愉之情和抒哀怨之情两个方面，实即儒道的＂美＂和＂刺＂。而＂不平则鸣＂对儒道又有突破：一是儒道重＂美＂，而＂不平则鸣＂却重＂刺＂；二是儒道对＂刺＂多有限制，主张＂以理囿情＂，而＂不平则鸣＂之＂刺＂，却主张哀怨之情的自由抒发。     

荀悦思想综论——以《申鉴》为中心

荀悦主张刑、德并用,法、教相辅.认为为政之至德要道在于以仁义为本,其所论仁义具有了实践操作的路径.主张君、臣、民三位一体,以保障国家机体正常运转.主张恢复起居注制度,士庶入史是其史学思想之闪光点,其史书创作贯彻了三鉴的宗旨.认为各经学流派实为一源十流,应执不俱是,比而论之.他对谶纬之说造成的恶劣局面十分不满,但他并不认为谶纬之学一无是处.其性情论则认为性和情不能截然分开,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对性善说、性恶说、善恶相混说都有所批评.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从“独抒性灵”到“真诗精神”——袁宏道、钟惺“性灵说”离合关系探析

钟惺主张诗歌抒发作者真实独特的性情之言,积极响应了袁宏道的"性灵说",但受明末复古和性灵两种文学思潮嬗变、时局动荡以及王学变迁等因素影响,钟惺"真诗精神"说与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又存在差异。以古今言,钟惺突破了七子派和公安派存古今诗歌之异的思维模式,转求古今诗歌之同;以个性言,袁宏道倾向于肯定真心真性,属于自然个性论;钟惺则将超脱世俗的精神气质和孤行独往的性格力量视为真诗精神,属于艺术个性论。     

陶望龄的文学观念及其小品文创作

陶望龄与公安三袁过从甚密,在文学主张上桴鼓相应,是公安派的得力干将。他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及摹拟剽窃文风,提倡缘性而抒文,诗文须＂自胸膈中陶写出＂,陈言务去;并提出了以自然性情为前提的文学＂偏至＂说,其文学观念成为公安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实践上,陶望龄遵循＂独抒性灵＂、求新求异的属文宗旨,其园林、尺牍小品及山水游记,信手填写,自然新奇而又情理兼具。     

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一我国古典美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情感美学观,一种是情理中和说(即情感节制说),主张文艺表现情感要有节制,提倡以理(礼)节情,以道制欲;一种是情感本体说(即情感宣泄说),认为文艺的本质是人的情感表现,文艺情感本质要求情感的自然宣泄和自由抒发。自晋代陆机标举“缘情”说之后,情感本体理论独立发展,自成体系;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述略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移情说美学体系,但存在着不少对审美移情现象进行探究的理论。作为汉语母语中的＂移情＂,其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一是指改变性情以向善,这个意思又作＂移情性＂;二是指情谊的改变;三是指心境的变化。前两个概念与心理学上的移情较为相似,指称＂心境变化＂的＂移情＂则与西方审美中的移情作用比较接近。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代审美移情更看重自然对自我生命情感的影响以及自我与自然的交流。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成熟于魏晋时期,魏晋玄学在这个成熟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弼＂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的说法为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兴而致情,情生诗歌——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创作主张

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吟咏性情”,而情的生发又离不开“兴”。兴而致情,情生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学主张。由兴致情的诗歌艺术主张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审美艺术创作中一种颇具积极意义和艺术原创价值的理论,这种艺术创作主张也不单单地局限于诗歌艺术领域内,实际上它已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中,成为一种较为健康扣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欣赏方法。     

论元代闺情散曲的审美特征

元代闺情散曲有一个最突出的带本质性的特点是“以情为主”、“肆意畅情”。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闺情散曲选择了迥异于闺情雅词的率直的艺术表现方法,来抒发民间“愚夫愚妇”的至真之情,从而表现出“自然真率”的审美特征。这也正是元散曲的基本美学特征。它的形成,与元代的世运民俗有关,也与文学本身的继承有关。本文将在与闺情雅词的比较中讨论这些问题,以期有助于我们对词曲同体异质的美学风貌作进一步的把握。     

张问陶性灵诗论略──性灵派研究之一

清代性灵派殿军张问陶，其性灵诗既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枚性灵诗之精髓，又因身处衰世及独具个性而使其诗作具有新的意蕴与特色。张问陶性灵诗以表现其狂放的个性、忧时伤世的忧患意识，以及抒发伉俪情、手足情、朋友情．还有描写寄寓性情的山本诗为主要内容，显示出沉郁、空灵的艺术风格。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陆世仪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陆世仪在诗学观念上主要继承的是儒家的诗教说,同时面对易代的社会环境,他又提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强调借诗歌以“论人论世”,即注重诗歌抒发个人性情之真与记载社会时事的功能。这一诗歌阅读理论影响到陆世仪的诗歌创作,其诗前期主要表现了作为理学家的性情与学问,从而呈现出清新恬淡的诗歌风貌;晚年生活困顿,情感激烈,其诗歌则紧紧围绕自我人生之遭际与下层人民生活之痛苦而展开,呈现出沉痛隐微的风貌。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谐世与济世相交织的人生态度,也是形成其诗歌复杂面貌的原因。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