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商事立法模式选择探究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中国由来己久,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为中国众多法学学者所推崇,但随着中国对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商法国际统一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商事法律独立性的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其自身的弊端却使其难容于中国现阶段私法体系。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商法通则"模式,理应为我们所重视、采纳。     

对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商法性质的认识--也谈对我国商法体例的选择

商法具有私法的性质,但也表现为明显的公法性.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内容在总的原则方面体现着民法的基本精神,在适用法律中有优于民法的效力.在传统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商法的性质是以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立法体例体现的.我国应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但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制定商法典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可把商法通则作为制定我国商法典的过渡阶段.     

关于商法与民法关系若干思考

从实质上讲，商法具有民法的性质，商法的内容在总的方面体现着民法的基本精神，在传统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商法与民法的关系表现为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体例。关于体例问题是一个技术和方法问题。而运用何种技术操作手段，采取何种思维方法都必须从内容的实质入手，人们...     

论商法的伦理之维

伦理与法律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和伦理的调节和规范。商法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商法再到现代商法的演变过程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引导,这些因素都凸显出商法的伦理基础。商法的伦理性特质不仅体现为商人群体自主创造和发展的、彰显商人精神的商事习惯,还存在于商法精神实质之所在的商法基本原则和充分展现商法人性关怀的商法规范等商事制度方面。商法需要技术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的共同支撑。从伦理视角看待商法是为了平衡和改变当前我国商法体系过于注重技术性属性而忽视了商法伦理属性的现状,因此,创新我国的商法制度,必须注重伦理因素的考量:一方面,确立体现商人伦理精神的商事习惯的商法法源地位,将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商事习惯吸收入法,在立法上承认商事习惯的法律效力,在司法上承认商事习惯可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把依赖工具理性设计出的商法制度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将伦理精神贯彻到商法规则的设计中,不仅应检视现有的商法规范是否体现了伦理精神的要求,还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时代精神需求的商事伦理文化。     

论《商事通则》的制定与事实的互适性

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到《商事通则》的制定及怎样制定,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基于商事活动的事实,即《商事通则》是怎样被事实所需求、以及要制定的《商事通则》应该满足事实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事实,以达到法律规范与事实的相恰互适。从事实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商事通则》的制定是必然的,它的制定过程则应遵守以外源为主、突出强调本土化的路径,其体系应避免追求大而全的模式。     

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作为制定民法典的第一个步骤,我国已启动了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总则是统领整个民法典并且普遍适用于民商法各个部分的基本规则。在民法总则制定中,应该以现有的民法通则为基础,充分处理好继承、创新的问题。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以此为中心,民法总则的内容将更富有体系性和逻辑性。在体例上,民法总则应采民商合一进行整体设计和构建,进而实现民法作为私法基本法的价值理念。     

中国私法法典形式的历史与现实

我国私法体系虽已基本完备,但因其在形式上体系化程度不高,有必要借助法典编纂的方式对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材料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整理和完善,实现私法的体系化。从私法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变迁看,民商法间的关系在当今很难用"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这一论断来概括,影响立法更多的是既成的法律传统、立法者采取的立法政策以及统一国法的政治经济需求等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并兼顾民商法的私法共性以及商法的诸多个性,通过制定民法典统率整个私法,并另定商事通则和完善商事单行法对其补充,实为我国当下法律体系和立法政策下的最现实合理的选择。     

表见经理若干问题浅析

表见经理是商法经理制度下的子问题,是商法外观主义的体现之一,对于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由于长期忽视对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该问题鲜有学者论及,本文拟对表见经理的概念、宗旨和构成要件等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论述,以期对我国商法基础理论的立法和实务有所裨益。     

商法学科发展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一、学科历史及前沿动态我国商法学科的发展较为迅速,这与我国商事立法的建设进程息息相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商法学科并没有完整形成,仅有少量的论文、教材以及研究商法问题的著作出版,在法律院校也没有普遍开设商法课程。但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商事立法有了稳步地推进,颁布有破产法、公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担保法、保险法、独资企业法、证券法、信托法、商业银行法等众多商事单行法。我国有关海商、公司、票据、保险、证券、信托、投资基金、企业、商业银行等内容的法律,为我国建立起商事主体、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     

国际商事自治规则法律问题探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探讨商法的国际统一问题.毫无疑问,法学界与实务界这种不懈的努力对促进各国商法的国际统一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却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总是将其目光集中于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官方机构所颁布的一些统一性商事立法上,而对于由非官方组织或民间组织制定的统一法律文件则鲜有人问津.国际商事自治规则(Self-Regulation)作为各国商事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商法渊源视野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功能、性质和协调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规定的国际法的渊源,同时它也是国际商法的重要渊源。对一般法律原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与国际商法的起源、发展与适用关系密切,展示了国际商法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脉络。本文正是从国际商法渊源的角度出发,对一般法律原则的性质、地位和功能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将其与国际商事惯例这一重要渊源进行比较,并分析其与国际商法其他渊源的冲突与协调,得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商法必不可少的渊源形式,对于弥补国际商法的法律漏洞,促进国际商法的统一和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的结论。     

元代重商传统下民商的兴起研究

在元代重商传统之下,民间商人也顽强地成长起来了。民商的来源广泛,种类繁多,活动的地域远至国外,对元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婚姻法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近年来,婚姻法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条文注释分析的方法虽然在婚姻法研究中广泛运用,但大多限于字面解释,未能正确应用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以致释义不准确的现象仍有存在。在比较法研究中,援引国外立法缺乏对我国相关国情背景的分析,论证过程缺失,结论的推出显得突兀。在实证研究中,由于人力财力等限制,研究的地域局限性较明显,不能真正反映具体制度的实施效果。社会性别理论虽在婚姻法学中得以运用,但由于社会性别理论流派众多,对至关重要的性别平等观也有不同解释,导致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价值分析法作为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在婚姻法研究中的缺位,更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论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的理念创新

民族法学理论上属于法学学科门类,事实上从属于民族学学科却从事法学职业。民族法学和法学在法学价值上有融合和契合,但不能等同或替代,原因在于法价值理念有冲突矛盾。民族法学研究方法既来源于又高于法学研究方法,作为"客观存在"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理念创新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探析理念创新的理论根据,将其引导到价值衡量分析的学术轨道上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重点集中突出核心价值和价值功能。     

资管产品基本法视角下的商事信托法人化

信托法是资管产品的基本法，商事信托如何进入《民法典》取决于法律定位选择，其功能在于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与规范受托人信义义务，公平解决资管纠纷。目前，如将商事信托定位为权利客体，那么还存在着，财产权困境、物权障碍和契约局限性。为此，商事信托的法律定位有必要从权利客体转向权利主体。商事信托所具有的主体名称、独立财产、独立责任和内部机关的实践特征，与法人的理论框架相契合，存在着理论正当性。商事信托法人化有助于解决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塑造信托财产独立性，完善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后《民法典》时代”,《信托法》应当对商事信托在资管产品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法人化需求进行回应，以夯实资管产品的法律框架，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而且有些研究还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的组成部分和逻辑必然。通过对现有一些概念分析比较可知,使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概念更为恰当。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路径有两个层面,即实践层面和文化层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两个部分,但主要是后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广州进一步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广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本文重点聚焦广州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困境,特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制度衔接,完善法制保障,确保改革有章可循;二是优化人事配置,强化协同监管,探索有限监管责任;三是建立商事登记大数据中心,实现三链合一,提升数据运用水平;四是完善信用约束体系,加强失信惩戒,促进商事主体增量提质。     

论对传统义利观的本体性否定

本文作者以平等而分立的否定主义哲学为基础 ,强调了“生存世界”与“存在世界”的区别 ,对中西方传统的“义利”相克和相混的关系理论提出了批判。文章立足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及其问题所构成的现实 ,提出了“义利分立” ,“法规之义与心灵依托之义分立”的观点 ,并对心灵依托之义的当代实现途径做了充分阐释     

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法理透视

从法理学角度研讨民事诉讼,自然要关注审判权、处分权与检察权之间的配置与平衡问题。因为民事诉讼活动总体上可看成是此"三权"相互分立与制衡的互动平台。而以法治的理念透视、反思与检讨中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在"三权"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则集中体现为立法配置的失衡、司法运行的不协调和理论研究的某些偏误。     

信用机制与商法保护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诚信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 ,无论是在初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还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都面临着如何重塑信用制度的问题。本文从信用与市场经济和商法的关系着手 ,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缺失的原因 ,阐述了商法对建立信用机制和完善信用制度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