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制度的变迁与借鉴

战后美国财政政策的实践呈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其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都很明显。90年代以前的财政制度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财政赤字难题,反而使问题更加突出。与内生性经济增长方式相一致,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改革也是循着内生性超均衡预算的路径进行的。实践结果不但解决了财政赤字顽症,基本上完成了财政重建的任务,而且推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0年之久。     

美、日两国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资本主义经过自由发展阶段 ,到 2 0世纪 2 0～ 3 0年代普遍陷入危机和萧条之中。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的反萧条政策措施。美国 2 0世纪 30年代短短的 6年“新政”,取得了良好效果 ;而日本从 2 0世纪 80年代起近 2 0年扩大内需的实践 ,却一直未果。这其中不管是经验 ,抑或是教训 ,对我国今天扩大内需的实践都是不乏启示的     

"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的困境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泡沫经济在日本达到鼎盛以后顷刻间崩溃 ,日本进入“后泡沫”时代 ,自此以后 ,日本经济始终在走下坡路 ,日呈不况 ,国家财政走到“失控”的边缘 ,国家濒临破产。究其原因 ,本文提出了日本的现行政治必须改革的观点。     

日元贬值与日本经济政策的困境

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资产泡沫崩溃以来长期萧条,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甚微,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也非常有限。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便是使日元贬值,而这又同提高日元国际地位的政策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在这种两难处境下,日本经济是否能如新上台的小泉政府所许诺的那样,在三年之内扭转局势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下面详细分析一下当前日本的货币、汇率和财政政策及效果。     

走中国特色之路,构建以终身教育为目标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终身教育”萌生于 2 0世纪 2 0年代的欧洲 ,2 0世纪 70年代中期 ,以法国著名教育家保罗·朗格朗为代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 ,将终身教育思想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并产生重大影响 ,深刻地变革着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首先接受“终身教育”的思想 ,结合自己的实际付诸实施。如日本、美国、韩国、瑞士、瑞典、法国等均已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其中 ,日本 1 970年就正式提出“向终身教育过渡”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 ,1 991年起全日本举办“生涯学校”1 936所 ,参加学习的人数 1 5 ,35 0 ,0 0 0人 …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与21世纪前10年展望

本文主要回顾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并做理论分析。探讨、诊断中国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状况和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这种失衡以达到宏观均衡的方法。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两个阶段处于不同的状态 ,第一阶段为 1 992年到 1 996年 ,先经济过热 ,然后软着陆 ,第二阶段为 1 997年到 2 0 0 0年 ,先通货紧缩 ,然后趋于平稳。文章最后对我国下一世纪头 1 0年的宏观经济做了展望     

谈中国企业内部责任会计的构建

责任会计是以各个责任中心为主体 ,以权、责、效、利相统一的机制为基础形成的为评价和控制企业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服务的信息系统。自 2 0世纪初以来 ,它在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我国从 2 0世纪 5 0年代开始就在企业推行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厂内经济核算 ;2 0世纪 6 0年代又开始推行资金成本归口分级管理形式 ;2 0世纪 70年代实行“利润包干制度” ;2 0世纪 80年代实行“承包责任制” ;一直到 2 0世纪 90年代目标成本下的内部考核制度 ,几十年来的努力和发展都是着眼于建立一个完整的责任核算体系并和奖励制度相结合。…     

美日技术创新模式之比较

众所周知，日本自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而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则以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所谓的“新经济奇迹”。究其发展原因，从科技层面看，关键是美、日两国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模式。     

冷战时期美苏博弈中东石油及其现实启示

冷战期间 ,美国和原苏联展开了对中东石油的博弈。 2 0世纪 6 0～ 70年代 ,苏联打入美国中东石油势力范围 ,但未能动摇美国石油财团的优势地位 ;“两伊战争”期间 ,美苏不同程度地对战争施加影响 ,美国不仅遏制住“两伊”争霸海湾的企图 ,而且通过压低油价的战略从经济上拖垮了苏联 ;2 0世纪 90年代初 ,美国借助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最终实现了中东石油霸权。回顾和反思美苏争霸中东石油的过程与结局 ,能够获得有关中国石油安全的诸多启示。     

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的新转变

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2 0世纪 90年代台湾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较稳定的中速增长。进入 2 1世纪 ,新的形势使台湾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明显增加 ,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呈现弱化趋势 ,稳定中速增长面临严重挑战。未来几年台湾经济将呈不稳定的中低速增长     

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物价稳定

货币经济学中关于物价水平决定的理论包括货币观点和财政观点。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财政当局(政府)、民间部门之间的行为博弈共同决定了均衡物价水平路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组合协调搭配关系可以归结为:积极型货币政策+积极型财政政策;积极型货币政策+被动型财政政策;被动型货币政策+积极型财政政策;被动型货币政策+被动型财政政策。1990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属于被动型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类型属于李嘉图类型。中国均衡物价水平主要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通货膨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财政当局在利用增税方式来平衡债务方面具有较好的控制力。未来中国可以从渐进导入以利率为主要操作工具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和财政政策债务目标框架、设立财政政策委员会等方面构建保证物价稳定的基本政策操作框架。     

西方学者关于财政赤字挤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

财政赤字挤出效应问题是财政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所应扮演的角色,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介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对财政赤字挤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从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较大,财政赤字是否有挤出效应的问题也是我国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简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两大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增长。为检验中国1978～2006年间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差异性特征,应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后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积极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均有正效应,而积极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呈现负效应且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失效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不合理和支出管理失控产生的效率损失。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向“稳健”转型的思考

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连续七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积极的财政政策长期实施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我国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必要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我国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往往容易忽视财政自动稳定器自身的作用,对此我国应该给其更多的重视。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方法出现向信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一新的理论学派是目前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前沿领域。本文评述了新财政联邦主义关于共同财政与预算软约束、财政激励与转移支付、经济冲击与政府间互保、财政制度与财政绩效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