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休谟“同情原则”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休谟认为同情是人性中强有力的原则,把同情作为道德基础。其形式上是自然的,但实际内容却是人为的。同情是道德产生的来源、道德评价的标准、美德养成的基础。休谟撇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人自身的心理感受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中的同情

同情在以哈奇森、休谟和斯密为首的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情感主义者用来调和个人的善/利益与他人的善/利益,树立以利公/利他为客观标准的道德观的核心概念和原则。然而,同情并非一开始就居于该流派的核心地位,而是经历了由一种特殊情感到同情共感的心理机制的发展历程。鉴于此,将同情置于情感主义流派的整体视域下进行综合分析和说明,不仅可以辨析不同情感主义者对同情的差异化理解,还能厘清他们在同情问题上的继承、批判和发展的逻辑关联。如此,同情在整个流派中的位置也将得到清晰呈现。     

同情与再现--大卫·休谟论悲剧艺术

休谟从经验主义哲学理论中择取了两个关键的概念"同情"与"再现",以此展开了对于悲剧问题的论述,不仅表明了他的艺术批评观点,同时更是对于经验主义哲学中"情感"理论的完善。他指出了人们在欣赏悲剧的过程中,情感得到了净化与提炼,正是艺术使我们的情感赋有了形式,使其变为自由而积极的状态,由此情感具有了某种塑造我们性格和认知的力量。     

休谟的道德情感论及其现实意义

十八世纪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以自然主义态度对道德情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标志着西方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向。他认为,情感源于原始的苦乐感觉,情感和道德以苦乐感觉为共有内核,道德借助于情感得以表达,并提出了现实道德生活中的同情原则。休谟的道德情感论无论对于我们目前的道德研究,还是对于现实的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休谟论道德判断的来源

休谟把《人性论》分为三卷: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在第三卷第一章德与恶总论里,休谟明确指出道德的判断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休谟作出此判断的根据在于他认为理性没有主动性,不具备驱使一个人实践的动机,而道德感就是趋乐避苦的情感,它则完全具有主动性和提供动机的能力,且这种情感来源于人性的原始性质.     

道德建设的哲学反思——基于休谟理论的探讨

休谟的道德哲学表明,道德建设的本性不在于"道德规范",而在于"道德感";道德建设的本体不在于"观念",而在于"行为体系"。休谟的道德哲学对于反思当代中国总是难以摆脱困境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向我们表明,道德建设的基础不在于西方的外援,而在于"我们"的传统。     

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论析

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 ,人天生受制于自然的本能冲动 ,受制于本能欲望、自然情感的支配 ,因此 ,必须对人的消费欲望持肯定态度。在消费的目的上 ,休谟主张消费应有利于促进人的幸福。在对人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 ,他一方面坚持效用原则 ,另一方面坚持同情原则。休谟的消费道德思想蕴涵着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诉求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论休谟的道德动机及其与道德感的关联

道德动机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将道德动机视为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德的必要条件。休谟坚持以情感为根据,将道德动机理解为激发人们做出德行的原因或理由,是心灵中一种具有推动性的情感。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休谟的道德动机包含了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等固有属性,共同激发人们做出德行。更关键的是,这些固有属性还能一定程度地弱化休谟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主观性,使道德判断的结果呈现出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倾向,这也是休谟追求道德哲学科学化的努力尝试。     

析"同情伦理学"之同情观

对同情伦理学的研究应当说是近年来国内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本文通过分析自体谟到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的同情观,力求对"同情"内涵有独到诠释.     

休谟道德思想的发展

休谟的道德学在其思辨人学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休谟道德学在其哲学中的位置给予恰当定位和对其道德学的两部主要著作《人性论》中“论道德”部分和《道德原则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梳理了两书的思想理路,说明了两书在任务、问题、方法、结构和论述上的差异,揭示了《道德原则研究》在几个方面对“论道德”的重要发展     

从家庭到市民社会——论休谟的社会演进理论

休谟通过对人性的剖析,结合对历史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一种完善的社会演进理论。具体而言,休谟认为人的性欲和自然之爱促使家庭和社群的诞生;人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则使家庭和社群的发展日益扩大,在此基础上,基本的正义法则被确立,用来保护个人财产,从而使人类的聚居发展到较成熟的经济社会阶段;然而,正义法则的贯彻和个人利益的保障需要专门的人员,这就是政府起源。政府的职能虽然主要在于维护正义法则,但政府的权威则可溯源到战争中人们对军事首领的服从,并逐渐作为一种惯例而获得合法的统治权。政府的确立促使更为复杂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得以确立,文化也得以发展,社会阶层逐渐产生,从而使社会发展为稳定的共同体,也即市民社会。休谟对社会演进的说明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的人性条件和历史、心理因素,并由此展示了稳定的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民自由、社会诚信和贸易自由。     

金岳霖“普遍同情”思想及其生态意义论略

金岳霖提出以“普遍同情”为核心的道德共同体思想,将自然万物都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普遍同情是人对自然物的怜悯、友爱和同情关怀的道德态度.要形成这种道德态度,人们必须摆脱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区分开性质世界和价值世界.金岳霖的“普遍同情”思想是金岳霖哲学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论古希腊罗马善恶观的生成与理论建构

溯源法是道德发生学的主要方法。用溯源法考察古希腊罗马感性善恶观的源流,可以发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生成一种以善恶观念为基本工具的道德判断模式,有了自己的感性善恶观。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将这两种道德观念具体化,对众多行为提出道德判断和评价,进而提出道德训诫,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哲学家的善恶观表明,理性思维的诞生为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历代哲学家不断地对荷马、赫西俄德式的感性善恶观进行理性加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理论形态各异的理性善恶观。理性善恶观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继续扩展和传承,形成内容和结构各异的理性善恶观。     

休谟非理性道德论中的含义新探

休谟的非理性道德论隐含着四层含义,而他本人对这四层含义的区分并没有明确认识。本文分析其中两层含义：特定行为的善恶来自行为者的情感、动机,人为的德的一般性区分是通过感觉印象确立的。行为者和评判者赋予特定行为以价值性意义。正义法则承载着事实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包含人性论、政治德性和正义规则三个方面,其中人性论是政治社会产生的基础,政治德性主要是正义的德性问题,正义规则主要是正义的制度问题.体谟认为政治社会产生的外部条件是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政治社会产生的人性论基础是人的自私与有限的慷慨;休谟在其情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性理论,在休谟看来德性分为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即人为正义,人为德性建立在苦乐感的基础之上,它不是由自然德性直接导出的,而是在社会中人为创造的.休谟认为政治社会的正义规则包括:稳定的财产权占有规则、基于同意基础之上的财产转移规则以及履行许诺的规则.     

从休谟问题到休谟定律的思考

休谟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对传统的唯理论进行了反驳,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范围提出了怀疑,被哲学家们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是后世哲学尚不能绕过的一个问题,从而促使众多学者试图解决它,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方案被公认为是对休谟问题的合理解决。笔者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休谟问题正确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特征,可以称之为休谟定律。在现在的认知背景下,休谟问题是不可解的,试图去解决它是不可行的。     

同情伦理学的定位思考

同情伦理学虽有来自舍勒的命名和定义,但在伦理学史上却未见以"同情伦理学"作为一个伦理学流派或是某一流派下的子条目而出现的归类。这一思想形态是以休谟的同情探讨为源起,由同时代的斯密和卢梭发展推进,直至19世纪在叔本华的同情理论中达到顶点,随后走向了终结。在分析同情伦理学出现的伦理学思想史背景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界定这一思想形态在伦理学领域中的理论位置及其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以期为同情问题提供一个专属的讨论领域。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