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浅论碑帖结合现象

碑帖结合是清中后期书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此现象较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浪漫派书家。以扬州八怪书风为代表实则可视作前期浪漫书风的延续，他们帖外取法，有意无意地创作了一批碑帖结合的成功之作。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等在实践中明确进行碑帖结合的要求。     

游走于碑和帖——梅跃辉学书思考

碑和帖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清代以来有关碑学和帖学的分野与争论就不曾间断,在此提及,并无意于碑学与帖学的梳理和辩证。碑和帖作为两种不同的体系共同构筑了中国书法数干年的璀璨,是书法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均有所长,但无所谓优劣,更不可偏颇。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略论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的书法教育极具代表性,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特色。清代中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晋唐书风为主的帖学一路;与科举相适应的书风;篆书艺术达到鼎盛。清代晚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虽已接受碑学思想,但在书写实践上仍然以帖学为主。通过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力图勾勒出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貌。     

碑帖艺术价值的历史判断

帖学与碑学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自清代碑学形成后,碑帖之间孰优孰劣成为书学上争论的焦点,碑学大师康有为认为帖学书派自唐宋而下柔弱无力,大力提倡六朝碑版书风,实是矫枉过正。清代帖学的衰退是因其背离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神,艺术上陷于僵化造成的。碑、帖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因此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将之置于同一个审美层面上,对它们加以全面认识并作出艺术取向上的定位,唯此,对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碑学时风下的白蕉帖学

自清中期兴起的碑学思潮,于晚清民国之际达到了高峰。在书法界,习碑是一种普遍的风尚。白蕉作为一位以帖为宗的书法家,他一方面对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则从帖学自身的传统出发,充分阐述了以魏晋为宗的书法观念。在超越唐人这一点上,白蕉和康有为的立场具有一致性,只不过二人开出的路径完全不同:康有为主张以北碑取代唐碑,白蕉则大体沿着宋代米芾的帖学路线向魏晋回归。     

晚明狂草到清代碑学书法之审美变迁研究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动,书法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晚明狂草书风形成主要受思想解放思潮影响,清代赵董书风和馆阁体与政治专制影响关系密切,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是帖学式微的产物。晚明到清末书法审美的变迁原因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异。晚明到清末书法风格变迁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与时代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相契合。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清代金石学与书法文化的繁荣

金石学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除认识其历史价值外,还很重视其书写艺术价值。他们不仅努力探讨文字产生演变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而且通过艺术实践表现书法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清代"尚朴"书风的主流,并直接推动了与书法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的发展。     

论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

沈荃为清初帖学流派中享有很高声誉的书家,他对董其昌书风在康熙年间得以广泛传播以及清初帖学兴盛局面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沈荃能有如此影响力首先应归于其翰林身份、书学修养及所处地域之优势.其次,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康熙皇帝书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及能够使翰林书家的独立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等两个方面.     

清代楚辞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陈欣教授《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

陈欣教授勤奋治学,潜研于清代楚辞文献之渊薮十余年,通过多方考证、钩沉索隐,撰成《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一书。该书对清代楚辞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旁搜远绍,资料详实;引证博赡,考证细密;视野开阔,思路新颖。该书以新颖的视角揭橥清代楚辞学的特点与成就,不仅将清代楚辞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术水平,并且为建构楚辞学史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论清代杜诗学对后世的启迪

清代杜诗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有几对矛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清代杜诗学史,如对集大成的追求与简明通达之间的辨证,繁琐考证与诗意阐释的此消彼涨,穿凿与反穿凿的矛盾等。清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清人由于思想保守僵化导致的杜诗阐释的偏颇,也值得当代的杜诗研究者借鉴思考。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词学作为我国古典词学的繁盛与总结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地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钩深致远，返本开新——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的建构

本文梳理了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发生的士人心态根源和时代学术背景,展示了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从顾炎武的开派示范到碑学审美理念的提撕以至书法史的重新清理。标举其钩深致远、返本开新的学术志向以及对书法历史资源沉实筛选和冷静清理的学术气质。继承发扬这种人文学术品格对于当下的书法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清代苏南词学的地域文化观照——以梁溪为中心

江苏在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论在词人还是词作数量上都占有优势,但在地域分布上它又呈现出南多北少的不均衡性。通过对苏南梁溪等地词学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苏南词学的兴盛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教育观念、乡邦文学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家族文化对词人群体和词派的形成、对女性词人群的成长起了内在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前半叶的清代小说史料学建构

清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在2 0世纪取得重大成就,与前5 0年学界一大批为发掘、整理“新材料”的学者们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尽管这5 0年中并未见一部独立的清代小说史料学的专著,但在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著作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学界为清代小说史料学的建构所做的不懈努力。     

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清代词学理论文献的主要形式有词话、词选、论词诗词、词律词韵、序跋批注、书札专论文等。本文分别评介了清代词学文献诸种形式的特点以及近年来学界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