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浅谈《战国策》的论辩艺术

“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这就是战国策士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和论辩艺术，游说天下诸侯的真实写照。他们的论辩为何具有如此神奇魅力？本文以《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和《鲁仲连义不帝秦》两文为例，以点代面来看《战国策》所表现出来的敷陈扬厉、危言耸听、雄辩博论等的论辩艺术特点。 一、雄谈博辩，敷陈扬厉 雄谈博辩，敷陈扬厉是纵横家贯用之手法，往往能“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不仅肆意夸大、旁证博取，而且考虑面面俱到，博引史事，引古证今，以古例今，“知今宜鉴古”。引述史事无疑是再现过去鲜活…     

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即因其善“辩”而卓然自显。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重心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反思新道统法哲学的话语逻辑

新道统法哲学是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间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法哲学。新道统法哲学通过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两者内含的辨析逻辑层次不一致而导致内在的紧张,需要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合理解释和调整。由于新道统法哲学对知识论的逻辑没有交待清楚而导致诸多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知识构建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以消除误解。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论辩的超常思维

论辩的构成，不外乎三个要素──逻辑结构、言辞表达、思维方式。逻辑结构涉及的是论题问题，也就是立论的论证对象，它所要回答的是“辩什么”。它要求辩者在论题明确的前提下，遵守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的规则。言辞表达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在回答“怎样辩”时，让人明显感受得到的一种行为表露。论辩没有这二者，当然不能成立。但是，支配决定这二者的，则是思维方式。从现象上看，论辩无疑是一种在逻辑路线引导下的言辞对抗艺术；论辩双方的胜与负，都是由言辞的交锋来决定的。然而言辞的交锋，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相互对抗；交…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墨家逻辑的科技思想根源研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 ,论辩之风使争鸣各家非常注重逻辑思想 ,而尤以墨家将“辩”作为一门学问而达到先秦逻辑学顶峰。人们对于墨家逻辑学的成就是较有共识的 ,但在研究过程中将墨家独特的“辩”学简单比附古希腊之三段论或印度之因明学说 ,忽视了墨辩形成的根本根源 ,那就是墨家成员重实践、重科学技术的实际活动与心理历程。墨经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科学技术成果与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综合与总结。墨辩之达到先秦逻辑学的最高成就是与之直接相联系的。     

“天下皆说先生是禅学”：陆九渊与禅学

陆九渊十分熟悉佛教之说，与禅僧交往比较密切，心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禅学特征。他反对佛教的祈福功能，主张为学应如禅学明心见性般简易直接、直契本心。在接引弟子时，陆九渊往往采取禅宗高僧式的直契学者本性，使其顿悟本心凡圣不异、人人不异。陆九渊借用了禅学的观念、禅僧的机锋和作风，用于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提出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这是对儒学的发展。应该具体分析陆九渊思想中的各种知识因素，探讨禅学在其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才不会陷于一种简单和武断的判断。     

相异而相通——陆学与禅学关系管见

对陆九渊心学,不能简单地评断为"全是禅学",也不能认为它与禅学毫无联系.陆学与佛教的禅观之学在理论旨趣、修养风格、理想境界等方面既相异,又相通.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康有为视界中的陆九渊

康有为早年尊崇朱熹,后来转向陆王。他认为,陆九渊传孟子之学,作为孟子心学的传承人,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人物,并对陆九渊心学的内容、陆学与宋学的关系、陆九渊及陆学在宋学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予以厘清和思考。康有为对陆九渊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意趣相契合,而且浓缩着对朱陆关系以及整个“宋明学”的态度和评价。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陆学观既提供了一种解读陆九渊思想的样式,又提供了一面呈现康有为心路历程和哲学理念的镜子。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金朝文人佛理禅机诗解读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对金朝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当时在佛学禅法方面造诣颇深的儒者、士大夫们创作了很多表达佛理、蕴含禅机的诗作。它们典型地反映了12至13世纪初中国北方文人把握佛禅哲学的水平。董文甫《秋夜》、卢启臣《和赵元发、刘师鲁葛藤韵》和方山野人《灵岩即事》渗透着浓重的佛禅意识,是文人染佛涉禅诗作的代表性篇什。它们虽旨在宣扬宗教理念,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本时期广义佛教文学的发展水平。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可从特定层面揭示金朝文学与佛禅联姻的内涵。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