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试析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的关系 --以近代广东的蔗糖业为例

广东的蔗糖业,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仍然处在传统时代的水平.民国以来广东农业界学者在蔗糖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30年代广东地方当局的产业决策产生影响.30年代广东的工业化运动,奠定了工业支持农业的基础.机器糖加工业迅速发展,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甘蔗栽培业的技术进步.在30年代前期广东糖加工业和甘蔗栽培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迥异于传统时代的深刻变化.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转型

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完成的近代舆论转型中,被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他以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和系统、先进的舆论思想对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近代舆论转型中所体现的经验和规律对当今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仍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近代广东旅美华侨与岭南文化的传播

近代中西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一批敢闯天下的广东人在旅居美国之后，以不屈不挠的生活信念和执着的文化归属感，使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成为跨海之风，吹向太平洋彼岸，显示了近代岭南文化奇特的对外传播功能。分布在美国各个城市中的唐人街是保持在西方社会中的岭南文化“飞地”，一些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广东侨民，以保持完好的独特的岭南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以粤语、粤菜、岭南服饰、岭南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岭南文化因此而渐成近代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奇葩。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秦暴"评议:以秦兼并天下的历史舆论为对象

虽然秦国及后来实现统一之后的秦王朝执政者自诩"秦德",然敌对政治势力多以"秦暴"指斥其军事强势与行政风格.对于秦实现统一的战争攻势,"秦暴"也是失败者历史感觉和文化情绪的记忆.基于对秦王朝政治节奏与政治倾向的反感,后来的政论与史论有持续长久的"秦暴"批判.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秦暴"舆论的分析,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遭遇败军灭国者的心理,有益于全方位认识秦统一这一历史变化的社会影响.     

广东近代华侨企业管理思想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分析（1840-1919）

广东近代华侨企业管理思想由于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对中国近代企业影响深远,其中企业的首创精神,新技术的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推介等都对当时中国企业管理的近现代化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京津地区英文报的舆论与外交评析

京津地区的英文报是近代中国政府利用舆论辅助中国外交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说明在地理位置、读者群、资金来源、记者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下,京津地区近代英文报主要为政治外交服务。在各国势力于该地区设立舆论机关、维护本国利益、干扰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局面下,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自办英文报、利用外报言论、控制外报发行渠道等手段,影响国际舆论,保护本国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缪钺先生的学术风格以“文史结合”著称。从史学研究观点看，“文史结合”最重要的核心是将文辞视为一种考证工具（而不仅是史料）。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史分途的发展过程看，缪先生的学术风格并非“主流”，然绝非特例。一批经历与之相似的学人的事例表明，在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关联的意义上，除了“由经入史”外，还存在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深厚的文辞修养在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支援作用：对“人”的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注意、“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意义”的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科学辨识蔡伦造纸术之历史真实--以《中国造纸史》为对象讨论

《中国造纸史》一书,对晋代以后的造纸史、技术以及造纸术传播国外的情况,显得比较权威,但对涉及造纸的考古论断依据不足,认为西汉初已经有“造纸基地”、东汉初中州各地又成为“造纸中心”,凭主观臆想否决蔡伦的发明史实。该书对古代典籍的一些释读以及祭祀蔡伦习俗,也缺乏文史研究和田野考察。深入发掘、辨析典籍、各类文献、工具书与考古实物,考察蔡伦家乡祭祀习俗、南岭生态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是揭开和还原历史真相的科学途径。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史录、评价,不应轻率修改。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论南海王国古越人与闽粤赣边区客家先民的历史关系 --兼论畲族与客家关系

本文论证了西汉前期的南海王国是古越人一支建立的,南海王的封邑及其疆域位于闽、粤、赣交界地区,宋元时期这一毗邻地带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文章指出客家人的来源除以中原陆续南迁的汉族为主体外,也融合了当地土著古越人,这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可得到印证.畲族先民迁入闽、粤、赣的时间较晚,与汉族(含客家人)是两个民族,各有独特文化;元明清时期,畲族与客家人也曾相互影响.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评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非常具有历史的戏剧性。文言复古派攻击欧化的白话文深奥难解、异化青年;大众语的提倡者采取迂回的战术,指责白话文不够白,借此化解文言复古势头,进而推进大众语建设;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者则在白话、文言、大众语三者之间来回求证。在论争中,如何对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问题是分歧的焦点所在。论争已超越了简单的新与旧、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救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分野,反映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学领域所积累的症结和冲突。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胡适“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的反思,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超越宋明理学研究与明清之际学术研究两大阵营对立的各种观点,力求更加全面地看待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影响。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传统、现代与未来:"和谐社会"概念的历史向度

“和谐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显著成就,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渊源甚深;对于现实,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清醒回应的姿态;对于未来,它又包含了明确的价值指向。本文揭示了这一概念的三个历史向度,论证了它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