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和两可性的三大类。文学类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辞赋、赠序、杂记、哀祭、楹联等非文学类文体包括诏令、奏议、公牍、祈祷等应用文体,两可性文体指书启、序跋、论说、箴铭、颂赞、传状、碑志等类。从文学、非文学角度划分文体类别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任何非文学文体都含有不少文学名篇,任何文学类文体也非篇篇都是文学作品。实际上任何文体都是两可的,都可能有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决定其是否属于文学,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文体。正体与变体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破体则是为求变求新而有意为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才算文学,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

帝王在词坛上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创作群体。一方面,帝王生活骄奢淫靡,带头创作艳俗流荡的歌词,词体不尊与卑下,帝王难辞其咎。另一方面,某些生活阅历或生活感受,是帝王独有的,写入词中,别具一格。帝王词作的特殊题材大约分为两类：亡国巨痛与歌咏太平。歌咏太平之作在“尊体”过程中有特别的作用。宋室南渡,高宗拨乱反正,于歌词创作领域倡导高雅。且创作一组《渔父词》,将其纳入“童子举”考试内容,歌词某种程度上取得与儒家经典著作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尊体”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浅析韩愈解体文文体

解体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却甚少使用这种文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获麟解》等出现后,解体文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解体在中国文体史上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韩愈在承袭前人解体文宾主对答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将解体文中设定问题的对象由第三人变为作者本身。同时,韩愈将儒家学说严密的逻辑结构沿用到解体文的创作之中。韩愈通过使用解体撰文,隐晦地表达了其复兴秦汉古文传统的愿望。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破体为文”与别情诗的新突破——以李颀《送陈章甫》为例

先秦时代祭祀道神的祖道仪式是别情诗的早期文化母体,受早期祖道文化的影响,这类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抒情模式。唐以前的别情文学,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李颀《送陈章甫》一诗,不仅所抒写的别情突破了有别必怨的传统模式,而且借鉴史传和小说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及重视典型细节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神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法。在唐人同类诗作中别具一格,它在类型文学发展史上也堪称破体为文、以小说为诗的典范。     

“小词”与“尊体”两种词学观之得失

词本作为各种宴会活动的歌曲而兴,这使它与传统的诗歌功能截然相反,人们称之为“小词”,却使他获得了一种解放的气息,在艺术内容、风格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创造;而其发展走的是向传统诗学靠拢的路子,“尊体”成为追求的主流,在内容和格调上也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提升。从前只肯定后者,其实两种观念各有得失。     

略论韩愈散文的两种笔法

韩愈主张“文”、“道”并重,散文创作在艺术技巧及表现手法上颇具特点,“发言真率”和“抑遏蔽掩”两种笔法各臻化境。韩愈散文中“发言真率”之作,锋芒毕露,雄辩劲拔,文势如虹;运用“抑遏蔽掩”笔法则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婉曲尽情。两种笔法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韩愈对成语的创造与提炼

韩愈堪称中国古代的语言大师,他的作品向来以语言艺术精湛而著称.他对语言的贡献之一,就是善于创造和提炼成语.经过他创造和提炼的成语,一般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流传使用至今.     

试论散文诗的美学特征

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凝练灵巧,富有情韵,具有小巧、凝蕴、空灵、意境、理趣、音韵等六个方面的美学特征.     

徐成淼的散文诗与贵州文学

散文诗是贵州文学的一首靓丽风景,而徐成淼是贵州散文诗创作的杰出代表.贵州文学的繁荣,不仅需要创作的引领,更需要热心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韩愈赠序文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写作赠序文的大家。他的赠序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韩愈的传记文学思想

文章主要从传记写作的动力、传记写作的原则、传记写作的对象及传记写作价值观四个方面论述了韩愈的传记文学思想，肯定了韩愈传记文学思想对古代传记创作的理论贡献，并认为它丰富了我国相对贫乏的传记理论。     

论韩愈诗歌的抒情性

对韩愈诗歌，历来多有评述。本文从韩愈诗歌的抒情性角度分四方面加以分析，并寻本求源，说明其抒情性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来源于他明确的理论追求，来源于他对历代“缘情”传统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