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吴语副词"不常"、"怪见"的来源

吴语副词“不常”产生于宋代，是受到时间副词“不时”的类推而“相因生义”的结果。副词“不常”在清代以后就消亡了。“怪见”产生于唐代，元代基本停用，明代重新出现，明代以后走向消亡。它是古汉语中处于类似状语位置上的偏正短语“怪见”经重新分析而产生功能迁移，并在语境吸收、平行虚化、频率原则、韵律规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虚化而成的。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 —— 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 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 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 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重建，而非摧毁——对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再思考

在海德格尔那里，“克服形而上学”并不是要摧毁形而上学，其根本动机乃是要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努力寻求一种解说存在意义的新境域，从而得以在新的地基上重新经验形而上学的本质。     

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

新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起以目标、动力与空间为系统的规范性研究范式。重新梳理与归纳规范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塑造逻辑，可以为超越长期“嵌入式发展”的经验视角、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复杂解释路径，以及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规范化的嵌入范式只有结合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才能使社会工作在符合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到专业性与科学性所定义的发展初衷。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关于“文化重演律”的思考

关于“文化重演律”的思考冯天瑜诞生于公元前６世纪前后（即“轴心时代”）的文化元典，在此后两千余年间，不断被诠释和放大，其包蕴的精神被人们反复体悟、延伸，尤其是当历史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元典精神往往被人们重新召唤，令其发挥一种转换剂的作用，这在世界文化...     

社区组织重建与基层政权建设

社区组织重建与基层政权建设卢汉龙社区：一个政府与社会剥离的概念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译自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社区”一词，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２０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     

听说教学法过时了吗？——从语言输入的角度重新审视外语听说教学法

再次阐述“听说教学法”基本原则，旨在澄清人们对听说教学法的误解，表明重新审视听说教学法对我国外语教学必要性；从语言输入的角度对比分析在不同教学法指导下中国外语学习者获得语言输入的情况，提出“模仿背诵”对巩固语言输入、提高“可理解输入”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听说教学法”对中国外语教学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建议将其作为主流教学法的补充。     

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

“汉语新诗”概念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文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网络民意表达途径：理应是一种补充

由于网络表达具有快速、便捷和低门槛的特征，社会公众较为依赖网络途径表达自己的政策意见。但是这种倾向性已经使政治体制中预设的主流表达途径边缘化，并引发了关于“替代性”还是“补充性”的思考。网络途径的多样化表达载体选择在显现其草根民主特质的同时，也有着相当的负面效用，并造成了网络民意表达途径难以逾越的困境，因此需要重新对网络民意表达途径进行理性思考及重新定位。网络民意表达途径理应充分发挥其正面效用，发展为其他途径的补充，推动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连接，共同组成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将利益诉求自下而上地传输进公共政策系统，提升公共政策的民主性。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一切从实际出发”新论

以实践思维方式对“一切从实际出发”重新进行界 定，并考察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制约性因素，提出了达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途 径。     

“艺术源于祭祀”说及其悖论──兼论原始艺术的功能与艺术分立

在有关艺术起源的学说中．“祭祀说”乃是最有影响的一支，其所谓“歌舞娱神”“歌 舞乐神”的理论，已被古今中外的大多数艺术史家、民俗学家所认同。本文对这一已历两千年的铁 案提出了质疑，指出：古代先民选择歌舞祭祀，并非一开始就从“娱神”、“乐神”的考虑出发，否则， 那就是把歌舞后起的审美特性当作了“先天原因”，在因果关系上造成混乱。本文作者从古代歌舞 的“功利实用性”切入，重新探讨了这一问题。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     

启蒙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启蒙

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重新解读，福柯重申，以“当下的现在”为特征的启蒙的现代性意义乃是同一性的突破与差异性的激活。现代中国的启蒙囿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所导致的历史性限制在于，其批判无可避免地在不同层面上错位（表现为激进反传统）与失位（表现为全盘西化），因此，使启蒙的一面得以深入理智地展开作为我们纪念“五四”的最好方式，需要重新呼唤多元的开放性话语的生成。惟有对话而非独白，才能使我们在现代中走向现代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