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上世纪40年代的创作

上世纪 4 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与思想上的彷徨期 ,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 ,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 ,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何在 ?如何实现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 ?这些问题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 ,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就成为他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沈从文由此涉入对生命问题的“抽象的抒情” ,弘扬“生命神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     

论端木蕻良40年代的创作转变

端木良在30年代即以小说斐声文坛。进入40年代后,他在创作上出现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特点、新倾向。本文从艺术形式、创作题材、创作心态、思维关注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情形,并探讨了形成这种转变的内外原因。     

论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已走向一种集体性的丰收和成熟。从文学成就和内在结构上看 ,它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姚雪垠的《李自成》四、五卷为代表的老作家的传统经典的历史小说创作 ;二、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等中年作家创作的带有明显人文意向与历史还原性质的历史长篇 ;三、苏童、格非、叶兆言、刘震云等年轻作家创作的充满主观化、在思想艺术上颇具先锋性的新历史小说。这三种类型的作品各有自身的功能价值。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前景 ,也许就在他们彼此最大限度的“包容”与“综合”上。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民间化创作趋向

开始于1937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触动是深层次的。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和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变动,导致了五四启蒙文化传统的被淡化和原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被激活,使得40年代的文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创作趋向。在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其民间化创作趋向的具体表现形态有着显著的不同。     

论40年代宪政运动中的中国民主同盟

随着两次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其次,第一次宪政运动为民盟的成立和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第二次宪政运动使民盟经历了由兴盛到受挫的发展过程。民盟的发展命运有如下启示:首先,民盟与两次宪政运动是交织互动的;其次,说明了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再次,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一个悖论。     

当代书法创作中的设计意识

中国书法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融进去了许多新的元素和理念。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审美视觉与品评机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当代书法创作的思想要进行转变要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考虑进行作品设计和形式构成这一话题。按现代的观念,产品是设计以后制造出来的。书法是一种二维空间艺术,那么它的创作就是一个设计的过程,结体与线条的设计、材料设计和色彩搭配等等元素都离不开设计。     

论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宗教意识

将拉斯普京的创作置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可知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宗教意识对拉斯普京创作的影响。拉氏小说主人公最后皈依上帝,旨在为俄罗斯人寻找精神回归之路,依托东正教的精神获得复活的力量,最终达到拯救俄罗斯灵魂的目的。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40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大陆沦陷区的乡土小说虽立足于表达"与现代民族主义有深厚关系的政治性乡愁",客观上却倾向于呈现传统文化的诗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并因此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表明,对曾长期浸染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双刃剑,它既能标明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也极易引向民族自恋的审美倾向中去,弱化对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的审思.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不明显,一方面作家们并没有能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排斥,留恋于乡村文化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乡贤形象

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起,发轫于动荡年代的中国电影就走上了探寻民族化、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在第一代第二代导演们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中,终于诞生了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中具有乡贤特点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梳理乡贤形象在中国早中期电影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通过影像透视彼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乡贤形象的变迁以及中国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折和复杂进程。     

启蒙视域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逻辑

启蒙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觉醒,而历史领域之发现正是人的自由所以可能的前提,自由与历史在启蒙视域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启蒙思想家坚信历史有章可循,并以不同的理论方式为历史寻找规律,尽管立场迥异,但他们都持历史进步的信念.而历史进步论以及"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20世纪遭到批判,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重新理解、反思启蒙的重要思想坐标.     

在解放区文学的视界里——论丁玲40年代的创作

作家的艺术生命与创作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在解放区文学里,存在着消泯作家个性的同化力量,使很多作家丧失了个性。而丁玲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文着重阐释了她此时创作的鲜明个性,分析了形成此种创作个性的原因,并对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文本解读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展开的基础,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效果历史意识涵盖文本阅读效果史、生活经验、传统以及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因此它既是相对固定的整体,又是不断运动、调整、开放的结构,同时蕴含着对解读的历史先在给定性的反思,这是读者必须恪守的“效果历史原则”。效果历史意识的本质是对存在时间的经验,只有真正实现了的时间才能被经验到,从而即便过去,也能收藏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在文本解读时重返当下与文本对话,参与文本意义建构。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与文本的平等交流才能得以自我检视,一部经典只有不断地与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对话,才能常新长生。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

现代中国的历史,在近几十年间,曾一度迷途,走进了死胡同,在几代人的心灵中投下巨大的暗影。理性泯灭,文化断裂,文学也因而失落了清醒的历史意识。然而,步入歧途的历史,毕竟还是历史,毕竟组成着无限延伸的历史链条的一环。严重挫折之后,常常会有一段坦途;而历史的灾难,也总会由历史的进步加以补偿。但这必须是在认真总结并消化了挫折和灾难提供的教训之后。     

《春秋繁露》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通过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在充分消化吸收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套以＂天＂为基础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在这套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背后,贯穿其中的正是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其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互动关系。人们在历史里寻找道德的根据,同时又把历史诠释成道德的历史。无论是道德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道德,其中都存在一个演进的规律,这个演进的规律就是天命。天命是王道的本体依据,王道是儒家的终极社会理想。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存在彰显出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历史记忆。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反映出沦陷区作家的情感倾向,也或隐或显地表明他们对待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想象空间,更因言说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寓言式的丰富含义。通过历史记忆书写,沦陷区文学不仅延续且不断地深化、强化了沦陷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论王安忆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城乡视域

王安忆90年代小说选择了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审美视角进行深入开掘,本文对她笔下的两个不同的审美领域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试论9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

一“海洋文学”的概念探讨我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了“海洋文学”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推动作家创作海洋题材的自觉和形成必要的文学思潮,但同时也应该防止过早用这一概念来割断与以往海洋题材创作的联系,使之完全成为９０年代社会思潮的新生儿。以我的比较保守的观念而论,任何文学创作一旦被社会思潮所利用都可能会成为流行物的符号,即使流行一时,也不可避免产生文学的异化,终究受影响的还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还是用比较谨慎的“海洋题材创作”一词来解释我所面对的文学现象。但我并不…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试析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对峙，成为自由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建国问题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自由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第三个有力的政党才能消融国共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把军队交政府统一管辖，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战后美国对自由主义的声援也鼓舞了自由主义者，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汇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推崇政治自由，经济上提出经济计划性，并试图调和国共冲突，但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与世无数、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主张，注定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昙花一机，转瞬即逝的结局。自由主义的这种结局同其理论上的脆弱，脱离实际，超前，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民众的要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