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概宗梅诗学论

晚清民国桐城派的重要诗人姚永概继承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于唐宋诸家多所取法,其中对梅尧臣的极力推崇格外引人注目。姚氏对宛陵诗的兴趣,应是缘于友人郑孝胥、陈衍及夏敬观的启发。桐城诗派提倡真性情而反对模拟,梅诗以其"真面目"开启有宋一代诗风,正可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范本;梅诗于平淡中见枯涩、劲峭、老健,与姚永概力图改变其时桐城派重奇崛而轻平易的倾向,力图融阳刚与阴柔于一体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梅尧臣主张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亦如食橄榄有不尽之意,这也为姚永概抵制其时诗坛上艰涩的宗黄诗风及浅露的白话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姚氏诗学宗梅,既是晚清民国桐城诗派的必然选择,也与晚近诗坛发展的内在理路相一致。     

中国文化诗学的实践性

中国文化诗学的精髓是追求一种整体性研究,它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而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其重点有三:一是内外结合的双向建构,二是异质文化的双向建构,三是文本在古今对话中的双向建构.     

论宋代诗学“平淡”美的基本特征

宋代诗学“平淡”美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思维特征上，“平淡”具有集大成意识；2.审美特征上，“平淡”是一种老境美；3.情感特征上，“平淡”体现出处穷而淡然、淡泊却又不失进取的超然心态；4.鉴赏特征上，“平淡”以隽永深长的滋味为审美取向，由此演化出宋人鉴赏诗歌的新方式──涵泳。“平淡”在宋代诗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论巴蜀学者刘咸的诗学思想

刘咸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论陶杜典范在宋代诗学的地位差异及其原因

陶渊明、杜甫是宋人共同塑造的两位诗学典范,二者看似地位相当,实则存有不小的差异,无论在人品还是诗品上,宋人认为陶渊明都要胜于杜甫一筹.这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陶超然淡然的人格境界更契合宋人理想的人格品性和精神境界;二、陶渊明的平淡诗风更接近宋人的诗学理想;三、陶高于杜还出于宋人另辟蹊径、自名一家的超越意识.     

论中国古代诗学的三大理论形态

在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理论误区,即把意象说、意境说和境界说三种不同质的诗学理论形态混为一谈.从意象说到意境说再到境界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经历的三次大质变,也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泛理论型、典范型和崇高型三大形态.     

诗学对哲学的了望——中国古代诗学对人生境界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重诗,在人的生存境遇层面上发现了诗既是人之镜,又是人之灯.中国古代诗学关注的焦点不是形而下诗艺、诗法,而是形而上的诗心、诗魂;换言之,在言说诗作品层面的同时,充盈着深沉的哲学内涵和人文情怀;与其说是对诗作的品评,毋宁说是对人的诗化活动和人生境界的哲学性反思.     

李宪乔诗学评析

李宪乔是清代高密诗派的代表,其诗学不受清前期唐宋诗争的影响,兼取唐、宋派,又不失自我,表现出一定的超越精神:强调诗言志为诗人安身立命之处,重视性情,反对诗分唐宋、四唐,主张转益多师,继承辨味理论,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歌境界.     

从诗学复古看诗之悲剧

从孔子复周礼,墨子用夏政,直至康有为维新变法,声言继承孔子的事业,托古改制,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早已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民族心理积淀,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对诗学起着抑制作用,以经学论诗,以诗言志,主文谲谏,同化诗的审美言情本质,理性实用功利主义成为诗不堪承受之重。导致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及创作走了许多弯路。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论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的文化成因

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其文化成因主要有:传统文化重德性,重抒写社会情怀,少把生活当故事来叙写;"诗"与"史"的分野;"言志说"与"缘情说"的理论主张;诗歌自身的声韵格律化的趋势;以含蓄为贵的审美取向等.     

立象尽意:中国传统诗学中“言”的淡化与遮蔽

哲学命题“立象尽意”被借用到诗学领域之后获得了崭新的内涵 ,即对“言外之意”的强调与追求 ;在韵味、兴趣、神韵和境界等学说的承传之中 ,这种强调与追求逐步被加强。然而 ,正是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诗歌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逐步被淡化 ,乃至最终被意象美与意境美的夺目光彩所遮蔽。认识传统诗学这一重意轻言的倾斜形态 ,对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文化通约性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诗学的、隐喻的特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质是逻辑的、演绎式的,以推陈出新为常态。中国传统翻译诗学具有中国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及本土化能力,故而能在全球化语境中纳新不吐故,既汲取西学精华又不失去自我。中国翻译诗学这一兼收并蓄持续发展的机制,足以说明其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浅谈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设计标志时，应掌握内容信息，决定中心思想（主题），找出设计概念，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客观地评估，选择最佳表达主题形式。     

试论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

关于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目前研究者大多认为,它是从古老的二言体诗演化而来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是在早期二言诗和三言诗的基础上共同演化而来的;并从句式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一演化的具体过程。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的形式比较

时调是韩国古代代表性的母语短诗,过去学术界也曾经注意比较过时调与绝句的形式,但更注重比较时调与韩国本土母语诗歌的形式。不过事实证明,在形式上与时调最近的是中国古代六句体诗(三韵)。这种形式的相似性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六句体诗的形式因素。     

论经典诗词"物是人非"的抒情范式

在我国的经典诗词中,"物是人非"是一种重要的抒情范式。这一抒情范式的特点,便是借宇宙自然中永恒不变的物象来凸现人生之短暂、人生的多变,生发出人类共有的感情,从而警醒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诗经》中已出现了这一抒情模式。不过在唐以前,"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表现得较为单调,内容多为悼亡诗和咏史诗。唐以后,伤逝、咏史怀古、离别、思乡、闺怨等各式主题都大量采用这一抒情模式。这也说明"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适应主题的普泛性,几乎成为人们的"心头语言"。"物是人非"抒情模式一般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有今昔对照、情以物迁、虚实相生等。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有一种生而有之的"悲愁感",这一"悲愁感"是"物是人非"生成的心理学机制。     

试论徐志摩新诗体制的主张与创作

在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之时,徐志摩重视诗歌样式,强调诗歌语言的音韵美等理论,适时地匡正了人们对新诗的诸多误解。他以其丰富多样的创作实践探索新诗的体式结构、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并成为中国新诗表现形式的拓荒者与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