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

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在转向中 ,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 ,文学审美性的消失 ,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当代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 ,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因此 ,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 ,关注和寻找“间”性 ,重建文学 -文化的公共场域 ,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

中国近代文论,表现在外部形态上,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而在深层次的“内部形态”方面,中国近代文论则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鲜明的反传统精神,以及求变、求新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意识;二是打破了杂文学观念,由以诗文为文体中心转向了小说和戏剧,形成了近代文体中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互为依存的文学体系;三是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四是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是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思想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折点。它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 ;以发展的、进步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 ;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 ;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 ;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 ;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导致自我否定 ,其科学主义、进化论、国家主义、平民化倾向以及反对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文学启蒙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反传统等 ,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失败 ,最后转向苏俄文学思想     

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

本文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探讨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原因.欧阳修不仅提出了适合时代要求和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文学思想,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后学提供了范例,还从作家与创作两方面着力进行文学教育.他从塑造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入手,培养了关注现实、关心百事的新型文士,同时使以意为主、平易流畅的诗文新质获得广泛认同和接受;在欧阳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轼、曾巩等新一代文人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最终确立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一词含义的演变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历史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引进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是对“语言论转向”的一种反拨。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     

从龚自珍到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一个近代文学观念演变的抽样分析

<正>近代文学观念发轫于何时,它不断发展丰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一直缺乏较为明确的分析阐述,存在着争议。如赵慎修就认为,“当时（鸦片战争）的文坛论争仍然不过古代文学理论的延续,当时的文学思潮还没有显示出鲜明的近代特色”,龚自珍的文学主张“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意义”,近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显著变化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期。而钟贤培则认为,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的文学思想具有中国近代早期反殖和反封建的社会特点,是中国文学思想进入近代社会在性质上与封建社会的文学思想有了质的变化的标志。基于这种分歧,我们选取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求更具体地把握近代文学观念的发轫、嬗变。     

批判意识的文化指向

就整个 2 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文学而言 ,文学精神品格的下降、文学思想内容的弱化和文学审美重量的消解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已滑落到艺术形式的窠臼。仅就杂文创作而言 ,它在文化批判意识、作家自省意识和当代审美意识上的确存在着某些缺失现象。杂文应更坚定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现代杂文的思想精神内核和社会批判的骨力 ,有效整合三种意识 ,发挥它在社会批判上的最大功能     

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精神价值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人文观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等方面入手,在对“仁”、“礼”、“情”、“德”等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中,着重论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传统和精神价值。     

当下文学“语不惊人”的本质原因——当代文学问题研究之四

中国文学自1990年代以来,从“失重”到“躲避”,再由“边缘”到“失语”;进入新世纪,更是越来越沉沦。中国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外部的浅层次的问题,更重要是文学自身的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文学对民族文化的疏离,文学可能会成为语言空壳;二是文学对中国问题的忽略和忘却,大大减少了现实中国问题的印记;三是文学思想的贫乏与精神的萎靡,文学难以承载起文学的声名。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文官政治·书卷风流·人文气象--宋代文学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有宋一代 ,文化大昌 ,文学也出现繁荣气象 ,这同宋代的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宋型文化 ,有着向内收敛及注重人文涵养的倾向 ,这也深深影响了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简言之 ,宋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官政治 ,内在精神是注重品性涵养 ,外在的表现是书卷风流。它们三位一体 ,构成了宋人所处的富于浓郁人文气息的氛围 ,其审美情趣也从外在的羁旅漫游、征戍迁谪、行旅离别 ,逐渐转向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 ,于是构成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     

从消解走向逍遥的无地彷徨——20世纪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反思

80年代中后期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悄然显影 ,一方面暗合了转型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流变 ,另一方面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打上了本土胎记 ,形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典型的文学表征 :1 .消解精神 ,反主流姿态与渎神的狂欢 ;2 .世俗化、市民化的追求与个人化的书写方式 ;3.零散化与不确定性 ;4.反语言的游戏。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相遇 ,标志一种划时代的审美转向 ,体现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以及与西方文学 (文化 )对话的必然性和危险性。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导师”意识与胡适的文学思想——一个社会学视角的阐释

“导师”意识的萌发直接影响了胡适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且造成了胡适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使其文学观悖论性地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导师”的视角出发,他强调文学的“明白清楚”,突出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审美与蕴藉;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胡适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使其文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不自觉地完成了现代文学本体的建构。工具自觉与语言实验,构成了胡适文学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华文文学是从语种文学着眼 ;而华人文学 ,是以种族血统作为分界线。为了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 ,内地学者应自觉地把华人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 ,其命名预设了中心 /边陲、内/外的二元对立。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 ,不仅是名称的简化 ,而且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 ,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 ,至少难于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还是先不要用前者取代后者 ,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 ,互相竞争。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论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的生成

思想与情感在文学文本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们既是文学的表现对象 ,又是文学创造性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动力。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并不是生活中的思想、情感的翻版 ,它们有自身复杂的构成规律。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只能产生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之中 ;有价值的文学情感 ,则与人们的经历、体验密切相联。其生成过程中主体因素互相渗透、复杂交融。同时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之间也要发生相辅相成的内在影响。正因此 ,它们才能共同完成在创作过程和文学文本中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如果在理论上忽视了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的生成规律 ,只把它视为由作家自然完成的单纯的创作行为 ,必然会导致“唯情”“唯理”“主题先行”等不良创作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