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谣俚语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得失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再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民面对生产关系的"巨变"和社会生活的频繁"转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很多"想法"和"思考",形成了许多的民歌民谣及民间俚语,它们是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其中,反应和折射出农业集体化和农民组织化的许多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农村变革,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

所谓农民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农民普遍的日常意识与行为模式，包括农民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情感和宗教意识等等。农民的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农民对农村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它不仅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农民自身的行为选择，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建设与改革，制约着有中国情色的社会主义实践。1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起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观，激起了中国广大农民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刻变迁。本文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社会心…     

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

农民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农民普遍的日常意识与行为模式,包括农民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情感和宗教意识等等。它是一定时期农民对农村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它不仅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农民自身的行为选择,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建设与改革,制约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1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中国广大农民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问题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消解策略

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导致中国农民心理的深刻变迁。一方面,农民表现出高度的调适性；另一方面,农民体验着深刻的冲突性。这种冲突性表现为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社会转型的冲击、农民的素质、农村文化的“贫血”、传统文化的“穿透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等多种策略可以实现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顺利消解。     

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机制分析

维系和发展农村社会稳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战略目标。农民政治社会化工作对农民内在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思想及外在的政治参与行为均有着积极的指引作用,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目前,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化存在农民政治心理失衡、政治认同感较低、政治参与行为失范等问题,对此,应构建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反馈机制、思想文化认同机制和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消除农民的政治心理障碍,加强和改进农民政治社会化工作,实现农村社会的持续动态稳定。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是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觉醒派运动通过合法地位实现权力分享;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超越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实现多元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圣战派运动以暴力手段对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倾向,代表着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是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构成促进沙特家族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由于缺乏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官方统治基础与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改变,政治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     

论民间习惯的司法导入机制

民间习惯是乡土社会中自发形成的秩序规则,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共同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在农村法治秩序建设进程中,必须承认民间习惯存在的合理性,构建科学的机制促使民间习惯的司法化,保证司法行为在农村获得正当合理的基础。     

“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严重脱离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因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靠政治压力强迫农民建立起来的。河南省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比例均居全国首位。河南农村公共食堂出现了种种问题,它的解散是必然的,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天意法意人意——乡土社会法治化的困惑与民间法的命运与选择

近些年来,学界对民间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及整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从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有社会结构,中国乡土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来考察民间法生存的环境空间变化,从而探讨民间法的前途和命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西方式法治化道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所遇到的困惑并讨论其原因,即西方法治思想引进的的天生不足;现时社会结构的制约;传统文化的隔膜等,进一步证明了民间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乡土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的价值。最后探讨了民间法的发展道路。     

山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陕南洋县金水镇诸村为例

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既影响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又事关中国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陕西南部的山区农村,由于农民的参政权利有限,参政渠道单一,参政范围狭窄,参政制度不完备,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建设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间合作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环境,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建国初期的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政治革命,实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民族独立,从此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进入正常的发展时期。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截然不同,农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现代化的资金、市场、物质、外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产物和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     

建国初期的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政治革命,实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民族独立,从此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进入正常的发展时期。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截然不同,农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现代化的资金、市场、物质、外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产物和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     

法律视角下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农民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

农村民间组织涵盖了当前的农村自治组织与追求非法利益的犯罪组织和非法组织。农村民间组织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能发挥重大作用。我们要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设,确立农村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多渠道拓展经费来源,确保农村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等。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保证农村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及农民政治法律素质稳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走向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西部大开发对人口合理流动导向的社会意义

从社会学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基本特点及其走向;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对促进人口合理流动,实现人口正态分布的社会意义。认为“民工潮”现象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现象,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是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契机,只能疏导,不能压抑和堵截;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提供了大思路和历史性机遇。     

论民初农民与革命党——以辛亥革命为中心

农民对近代政党与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是革命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近代革命党只有充分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正确地回应农民的利益要求,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基础。民初农民与革命党的疏离、革命党对农民整合的孱弱、革命党农民政策的失误,使革命党无法对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作出强有力的政治回应,从而造成辛亥革命的失败。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当代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遭遇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与百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张弛之变紧密相连。围绕着中国农民历史创造者的动力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抗争/底层社会＂的线索;一种是＂权力/文化＂的线索。前者在描述底层政治的显性特征和回应转型政治的突出特点上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性;后者则试图揭示基层治理的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础。     

论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状况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趋势和进程。在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农民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力量。这种双重作用是由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决定的。只有实现传统农民的身份转化,才能消除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农民身份转化将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