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

作为北宋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熙宁变法对当时诗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成了宋诗主要特征的定型。随着变法的展开,在当时参政意识、学术思潮和创新风气的影响下,北宋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风格特征主要体现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明显的思辨倾向、平易朴素的散文作风。     

《熙宁使虏图抄》出使线路图与部分馆驿考

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原书当有图有文,共二卷,后仅著录文字,而不及其图,故只有一卷。笔者根据《熙宁使虏图抄》文中描述,结合同时期北宋其他出使契丹官员有关其行程的语录,绘制了从宋境巨马河到辽境单于庭的出使路线图,并分别对辽中京道打造馆居民、会仙馆"大川"、中京城郭和上京道崇信馆、官窑馆、毡帐馆进行了重新考释。     

朱熹《家礼》刊本考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家礼》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朱子易箦时,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又称钞配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纂图集注本(简称集注本)。论其臧否,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     

宋代献俘礼渊源递变述考

献俘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一种。在宋代,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为了接纳各地投降君臣,献俘礼因之成形。从实际程序看,宋代献俘礼主要继承自唐、五代时期献俘礼仪制。广义的献俘礼包括献俘、献馘、告礼等;狭义的献俘礼,即皇帝亲见来降君臣,具体包括五个步骤。南宋时,北宋的献俘礼实际上被放弃不用。从宋代献俘礼的渊源、递变过程,投射出宋代在既不推崇军功,又需要彰显军功的矛盾之下,在固守窠臼与尊重实际二者间寻求平衡的治国理念和措施。     

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北宋钱文行草书体探源

钱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和变化轨迹。在钱文的发展史中,北宋的钱文尤其值得关注。北宋重文轻武的文治政策、尚意书风的文化氛围、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使其钱文兼具篆书、隶书、真书和行草等书体,开创了以行草书入钱文的先例,在中国钱币艺术史上留下了与众不同的一笔。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翰林学士与北宋熙宁变法

宋神宗熙宁时期,翰林学士对熙宁政局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获得神宗的赏识,最终而为参知政事.另一翰林学士司马光,则自始至终代表守旧派,反对熙宁变法.翰林学士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主张变法,拜相前的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他是代表人物,其他主要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元绛、邓绾等人;另一派则反对变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其代表,其他主要人物尚有范镇、滕甫、郑獬、吴充、吕公著、杨绘、韩维等人.两大阵营政争的结果,守旧派落下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后,其阵营中的翰林学士也出现分化,对熙宁变法产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至其第二次为相,翰林学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有限.     

北宋蓬莱县地界考证

北宋蓬莱县的重要性位居登州诸县之首,然其地界至今仍不确切。通过史料所载和实地考证,可对彼时蓬莱县界及其走向进行片段性复原。大部分边界可以借助较为明确的风物记载得出,但是手段的局限也造成了某些边界地段的不确定性。这种考证最终可以使各个方向上的被复原边界连结成一条较为完整的古县界。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论北宋天圣年间四川仕风的嬗变——三苏文章汇入北宋古文运动的地域背景

北宋天圣以前川民「怀土罕趋仕进」。天圣以后,「应时务用」的观念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观念,因而促成了「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蜀学汇入时代的主流。这是三苏文章与欧阳修古文革新思想合拍的重要背景。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