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浅论五四时期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1912年到1913年,泰戈尔的欧美之旅以及1913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使得他把独特的东方文化带给世界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名世界诗人。1924年,泰戈尔应邀来中国讲学,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泰戈尔热＂的现象。这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诗歌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泰戈尔诗歌在五四时期的传播以及由此在中国新诗上产生的深远意义。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黄遵宪诗文革新与“五四”新诗内在发展逻辑——兼与李卫涛先生商榷

关于"五四"新诗的原初建构,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革新与实践创作的诗歌,早具"五四"新诗的雏形。他对自由化与通俗化的诗歌追求,是古诗通向"五四"新诗的必由之路。只有展示或摆明"五四"新诗之源,才能凭借对它来龙去脉的清理而揭破片面观念的荒谬与无根,找到"五四"新诗的内在逻辑发展前景。     

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

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阶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

文章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特征。前期意象艺术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化用,并以诗歌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建构,表现出对“五四”后新诗潮的反思;后期意象倾向主要体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传统文化的隐喻性检讨与重新审视,明显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大陆与台湾诗歌的逆现象

世界的艺术思潮有一个东西方的逆向展开的现象.就中国新诗而言,大陆和台湾诗歌也在逆向展开,其中心轴在守常和先锋,这是一个民族诗歌历史的分化.去掉诗的守常倾向,就会重复台湾诗歌走过的弯路;去掉诗的先锋倾向,就会重复大陆诗歌走过的弯路.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