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蛮血性美”:船山美学与诗词的湖湘文化基因解读

湖湘文化中的“霸蛮”血性精神 ,亦称“蛮性精神”已有不少专论。王船山的美学思想与诗词创作 ,不但上承屈原“九死未悔”的壮烈人格 ,而且从作家的审美人格价值取向、创作的审美创造开拓创新意识、欣赏的审美风格批评标准等方面 ,独具特色地阐述了富有湖湘文化内涵的“霸蛮血性美”审美体系 ,相应地在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血性真情”内涵 ,“霸蛮独行”狂狷气质 ,“雄强气力”挥斥的形象与画面。一、船山美学中的“霸蛮”血性美船山诗学重要论著《姜斋诗话》中 ,共收诗话三种1 1 8则 (《南窗漫记》除外 )。其中 97则是猛烈抨击诗坛…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取的儒士人格和惊世骇俗的狂怪人格两个方面,而造成这种人格的成因则主要归结为:儒家正统教育的塑造,狂狷名士之风的继承,以及当时的个性主义思潮三者对他的影响。     

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①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所谓“狷者有所不为”,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精神,执著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狂狷、乡愿和伪君子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类型,本文主要以晚明东林诸君的见解为据,兼及孔孟,逐次分析了这些人格类型内涵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特点。特别指出,将乡愿与伪君子混为一谈是在学理上未作深究,并分析了此二者的三点不同。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政治人格的成长和世俗化,提供一文化参照。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