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由心证正当性的系统论解读

自由心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核心,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是基础,系统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为自由心证制度正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系统论认为,自由心证系统相比法定证据系统而言。在系统构成要素的多样性、系统结构的合理性、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均占据优势,更加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依据。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司法适用及其启示

同时适用于两大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共性在于均尊重法官的裁判权威以及各国的诉讼结构。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约束型自由心证制度表现在法官的心证受到证据能力约束、陪审团的心证受到证据规则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对自由型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在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能决定证据的证明力。我国建设自由心证制度应当从建设更适宜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诉讼程序、完善制约机制、明确证明标准作为自由心证的尺度三个层面出发,同时注意控制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消极影响系数以防止因单一限制自由心证的程度而忽视个案正义。     

关于自由心证若干评论的异议

自从１７８９年法国首创“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来，就已被法学界公认为是文明进步的证据制度。不仅早已被全世界所有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接受，也引起了准备实行法治的国家的重视。所谓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①。必须指出：自由心证乃是以证据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以单纯的“自由”心证而认定事实。若本无证据，心证就无从自由判断。“仅凭裁判官之推断或臆测而为裁判，固与自由心证主义有违，即以裁判官个人之办案经验或知识而为事实之认定，亦所不许”②。可见所谓允许心证者，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     

论自由心证的哲学基础

当今社会自由心证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但在我国它至今仍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拒绝。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形而上学理解而产生的偏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证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证明过程的法律限制的矛盾,它既遵循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赋予法官在判断和运用证据的理性思维活动中的充分主观自由;又适应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把刑事证明过程纳入规范、文明的程序之中。消除成见,以真正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和借鉴自由心证是加速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科学化的必须。     

自由心证:证据评价方式和标准

自由心证是司法裁判人员认定证据和事实的一项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明的方式,它不仅符合诉讼认识的真理性,而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要使自由心证最大限度地接近、符合客观事实,防止心证恣意,要有健全的制度和司法人员较高的业务素质与能力作保障。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一原则。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司法的证据主要分为七种,但存在证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与西方重神判的宗教传统不同,中国审判重人判,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等。与西方法律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内容比较简单,加上证据采集手段的简单粗糙,官员注重自由心证,导致刑讯逼供频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证据制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     

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运用及其规制

经验法则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在制约,也是自由心证的基本方法.经验法则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盖然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等特征.经验法则包括一般经验法则和特别经验法则.证据证明力评价和认定事实是经验法则的主要功能.为了确保法官合理自由心证,必须设置一定的规则规范对经验法则的运用.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过分强调心证的主观性,忽略甚至不讲心证的客观性,是自由心证制度的致命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实现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自由心证的客观化,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目前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只有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证明观引入自由心证,才能彻底地实现其客观化。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司法运用及规范

在推行审判改革的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诉讼证明模式是证据立法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自由心证的历史沿 革出发,对自由心证的概念、内涵作出了分析,针对我国现实的司法证明模式中对自由心证的运用作出了 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跨国企业正当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的调查证据

在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政策背景下,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调查数据,在区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正当性战略和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对制度距离和跨国企业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均是影响跨国企业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正式制度距离受企业正当性战略的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受企业国际化经验的调节.制度距离主要影响企业的道德正当性和认知正当性,对实用正当性影响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正当性优于传统制造业,企业以绿地投资形式"走出去"比设立海外营销点、跨国并购和合资建厂等方式更容易获得组织正当性.本文从微观视角为"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获取组织正当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下一阶段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国际化战略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自由心证适用问题研究——以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关系为视角

案件裁判是法官依据证据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做出判决之过程.民事诉讼体系要求法官认定事实必须适用自由心证.然而,即便在自由心证原则下,事实认定结果依然会限于真伪不明的困境.为使法院避免无法裁判之尴尬,证明责任予以适用,即当自由心证用尽之时证明责任开始发挥作用.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之间存在着联系与对抗关系.就二者而言,法官认定事实应当树立以自由心证为主、证明责任为辅之原则,而事案解明义务可视为缓解二者冲突之有效途径.     

清末民初证据法的近代化初探

清末的法律改革为中国古代证据法的近代化提供一个制度的平台,证据法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证据裁判主义原则的确立、刑讯被废止、明定自由心证及刑事证据法与民事证据法的分立等四个方面.中国证据法近代化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传统证据法的固有矛盾.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刑事证据认证问题研究

刑事证据认证,指的是法官对刑事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确认其证据能力(证据力)和证据效力(证明力)的职业活动。做好刑事证据的认证工作,笔者认为法官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科学地运用自由心证自由心证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刑法和刑诉法的条文是有限的,具体的刑事案件却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犯罪特征和形态,也不可能穷尽分析、处理案件的各种方法。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刑事立法必然还要不断地补充、完善。可见,立法只能是原则的、抽象的、概…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

宋代的证据证明看似无理性,但却暗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证明原则。宋代的证据证明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原则、躬亲审查证据的原则。对宋代证据证明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的证据证明。     

论当代中国刑事证据的判断标准

客观真实论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明理论中的主流观点,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但这一理论有其固有的缺陷,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亦足可质疑。以这一理论为背景的印证式诉讼证明模式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成为违法取证的制度诱因。文章认为,在理论整合和证据判断标准的确定过程中,应当借鉴法律真实论和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内核,使两者达成理论上的和谐,并将其作为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进路和应然选择。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新《民事诉讼法》中的"新的证据"应作如何理解——兼与张卫平教授商榷

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在合法性、正当性、操作性三大层面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已经不再适宜作为我们在理解与适用新民诉法时的参照依据.对于新民诉法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理解,最为合适的方式就是回到文本,将"新的证据"重新理解为当事人在此前未曾向法院提交过的证据.同时,以费用制裁取代证据失权作为施加在逾期举证当事人身上的不利法律后果,建构以费用制裁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