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微观史学于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并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得到普遍的回应,成为一股国际性史学潮流。其兴起受到吉尔茨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微观史学具有一般宏观历史所没有的优势,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其微观化分析手段也受到了传统史家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如何更好地结合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历史——再论伏尔泰史学思想

本文试图通过对伏尔泰历史著作的分析,来探讨他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建构。伏尔泰的理想是将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这个整体服从理性的最高法则。但是在对这种法则的探寻中,伏尔泰同时意识到了人类的非理性力量,尽管他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对这种非普遍的、偶然而非理性事件的记录,从而建构了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普遍史,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启蒙运动僵硬的机械因果法则,也为历史学研究引入了新鲜的工具、材料和观念。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柳 诒 徵先 生 把 中 国文 化 史 的 发展 分 为 汉 文化 独 立 发 展、中 印文 化 相 融 合和 中 西 文 化相 结 合 这 样三 个 时期,指 出 中国 文 化 的 特点 是 伦 理 为本 位 ;中 国 文 化 史学 的 研 究 对象 是 人 民 在历 史 上 的 创造 ,其 作 用 在 于 复 兴 民 族 ;中国文 化史 学 的研 究方 法 是史 学方 法 论和 文献 学 的方 法论 。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听觉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添加“音轨”

听觉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我国,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展开本土研究实践,形成一套有效的听觉文化本土表述话语.目前,这项工作可以通过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等学科话语的整合来启动.     

“东亚文化之都”建设与泉州文化资源整合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悠久的世界文化交流、宽广而多样的文化融合以及积极而务实的文化实践,为泉州赢得中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美誉。一年多的"东亚文化之都"品牌建设对泉州文化品牌提升成效明显,但文化资源分散的弊端也十分显著,打好"东亚文化之都"牌,全市文化资源整合提升十分重要。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

《诗经》中的采薇诗有《召南·草虫》与《小雅·采薇》。本文从薇的生长规律 (文献记载与作者的实际观察 )及周代的戍守周期入手 ,先辨《采薇》诗的时序 ,再论“采薇”由实用、到象征、再到文化载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王国维之“无我”、“有我”二境界非“优美”、“宏壮”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作"无我"、"有我"二境界分别为"优美"、"宏壮"的判断,不仅与我国古典诗词创作和欣赏的实际相乖违,而且从学理层面看也存在两大理论误区:一是片面解读叔本华的"优美"、"宏壮"论,并以此为前提,单凭把握"无我"、"有我"二境界的主体心理特征分别与"优美感"、"宏壮感"相似之一端而遽下断语;二是在移用西方美学概念来讨论我国的文学现象时,忽视了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俄国思想史上的“分裂运动”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罗斯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罗斯教逐渐取得真正独立地位以后,东正教会逐渐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教权取得了与世俗权力并重甚至高于皇权的地位.在17世纪发生的尼康宗教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扩张教会的势力,企图营造凌架于国家之上的类似教皇一样的权力;一方面又以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所有的宗教活动,否定了原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几百年的宗教习俗,把旧礼仪派视为异端,这就导致了宗教分裂运动,坚持旧教的信徒被称为分裂派受到压制.而沙皇一方面借尼康之手确立了"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另一方面罢黜了尼康,把教权变成了皇权的工具.民间的东正教在此之后,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成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影响极大,很多信徒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俄国的宗教反对派运动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抗争呐喊提供了深厚的宗教底蕴和精神营养.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五四”与新出版

“五四”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新出版则在“五四”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五四”对新出版的贡献在于引发了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新时代。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聊斋志异》“花妖狐魅”中的史实与话语建构

对《聊斋志异》女性狐鬼形象的解读视角,历来集中在性别话语或文学赏析上。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探讨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的具体语境与文化价值。《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形象,是由明清病态审美观发展而来的,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主要观点有三:一、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备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二、狐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三、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有助于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其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