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说孔子的“君子观”

"君子"一词在《论语》全书中总共出现107次,其中有84处"君子"乃为孔子所言,孔子的"君子"作何解直接关系到解读《论语》全文,而孔子的"君子"作为贯穿于《论语》全文之中的线索,是深刻反映儒家思想和厘清文本脉络的核心所在。通过分析《论语》中84处"君子"在该篇章中的释义,可以归纳概括出《论语》中"君子"一词的多种内涵,有助于把握儒家经典文本《论语》中所反映的儒家思想,揭示出孔子"君子"学说的价值所在。     

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单集解本《论语集解》版本与源流考论

单集解本系统《论语集解》版本与流传涉及较多争议的,是西夏文《论语集解》、"宋监本"《论语集解》和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西夏文《论语集解》其实是根据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翻译而成。"宋监本"《论语集解》实际乃是南宋中期福建刘氏天香书院私刻本,该本非是延自六朝至北宋以来单集解本系统的流传,较之皇疏本更不可能与日本正平本存在所谓"同一祖本"。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之岳氏非是南宋岳珂,该本应是元初宜兴岳浚严格按照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原本覆刻,都是同出于邢疏本系统非严格意义上的单集解刻本。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清代《论语》学的特点及成因

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期和总结期,不仅著述如林,而且名家辈出,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考据之精审,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论语》学史上,罕能出其右者。受统治者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论语》学呈现出注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基本特征。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论语》与外交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外交场合使用《论语》的相关语句,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择其善者而从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这些语句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睦邻外交政策、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取信于民等外交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载体。通过《论语》,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和平、慎战、中道、坚忍、诚信、崇礼、尚德、忠恕、自律、为民、惠邻等品格与惯性,可以预测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走"强国必霸"的传统大国外交老路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常态。然而《论语》的外交思想毕竟是朴素的,用《论语》的思想简单地比附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忽视《论语》中的有益成分都是不可取的。把《论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外交实践来实现"通古今之变",并由此实现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