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文学反思——以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为例

石黑一雄获奖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主要聚焦在对其作品价值和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取向的质疑上。由于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文学思潮的演进,文学对战争性质的探讨和战争场面的描写已经形成传统。石黑一雄则以记忆书写的叙事策略突破了这种传统,其《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是对战后日本"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的文学探讨,而《被掩埋的巨人》则是以"忘却"与"记忆"的逻辑悖论对冷战后表面上的和平与潜在的战争危机所做的文学反思。其作品内涵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位跨文化语境下的英国日裔作家已突破了族裔文学书写的藩篱,站在人类共有价值的高度来审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体现出其小说的重大时代意义,而且也回应了学术界对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取向的质疑。     

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及其文学经典化——以民国时期为例

民国时期,不同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对《左传》性质、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上,它们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一方面,它们对《左传》性质的书写,勾勒出民国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另一方面,它们对《左传》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对《左传》研究的激活与促进,也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此外,教科书作为传播、普及知识的重要工具,它们对《左传》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正面书写,是20世纪《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使《左传》位列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     

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

新时期文学以叙述苦难的方式开始新的历程。从“伤痕”到“反思”,再到“人性呼唤”,新时期文学在书写苦难中发现了“人”。这得益于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学与变革中的意识形态达成的默契。但不无夸张的“感伤姿态”、对苦难的传奇性美化等,又充分显示了文化环境对创作主体的强大制约力和创作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在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作家的创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种环境,同时又试图对此有所超越而确认自身的美学位置。     

文学欣赏:是读者再创造,还是读者被创造?

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的再创造.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学欣赏中,读者既是主体又是对象.作为主体,读者是作品价值的"见证人"和"确认者";作为对象,读者被作品所创造."见证人"、"确认者"与再创造是不同的,过分强调读者的再创造,会导致文学欣赏中的主观倾向和忽视对作品品味的要求.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 "空间"变化及意义 ——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岭南地方意识的自觉与建构——以李昴英的罗浮山书写为例

缺乏地方意识的文学书写,亦即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的书写,岭南地方意识的兴起需要岭南本土文人的自我书写和自我建构才能实现。南宋著名诗人李昴英笔下的罗浮山,不仅是其揽胜探奇、风姿妙曼的山水之地,也是其魂牵梦绕、不断回望的精神家园。其对岭南山水的真心热爱与畅情书写,改变了岭北文人对岭南的疏离书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岭南地方意识的自觉与建构,反映出岭南士子对岭南家园的自信与自证。     

弦柱思华年：中古乐器诗的悲美

从先秦时期开始，音乐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正是在先秦两汉时期，琴筝瑟文学书写积攒了丰厚的文学养料。中古乐器文学文本的建构正是在吸取了先秦两汉时期乐器书写的文学养料、创作技巧与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古的乐器诗着重对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制进行描绘，诗中频繁提及的“促柱”“危弦”等演奏技法不仅说明乐器形制的发展与完善，更体现出中古文人欣赏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旨趣。这种文学艺术鉴赏的悲情审美倾向源自先秦，汉代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作为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而彬彬大盛，到了中晚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     

沉默的理性——卡夫卡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卡夫卡的创作中表现出另类特征的“现代性”:一方面与现代理性精神大相径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理念的质疑和颠覆;另一方面又与现代主义非理性格格不入,其对于“自由”理念的考量以及逼真的叙事风格,令人联想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种特征正是卡夫卡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理性与其内在的犹太文化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英文)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20世纪初东北叙事文学话语的现代形态和意义

20世纪初的东北文学叙事话语的现代性,体现在对近现代国家的体认、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在文学中体现出的国家观念,仍旧徘徊于旧的封贡体系中,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缺位,滞后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这使得其时的东北叙事文学中出现了两类独具时代特色的内容,一是外国政史小说的书写,一是"外国"世情小说创作。在其时的文学镜像中,城市文明呈现的是一种失衡、倾斜的形象,在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来自旧时代的写手似乎更多地关注和记录了它转型中丑陋的足迹。在文学性方面,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内容上从教谕文学、游戏文学转向对人生的写实,篇章结构从说话体、笔记体的框制中挣脱出来,书写日常生活、人物和风景,逐步建设以呈现人生为追求的现代文学。     

学科话语与人文精神——对"潜在写作"、"民间"等话语的一种理解

作为一种新的学科话语,"潜在写作"、"民间"等观念的提出,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转移或转型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是文学史学界对此前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批判与否定意识的一种反拨,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立场。但是,对"潜在写作"和"民间文本"的过度阐释,会造成文学史写作视阈中整体的失衡,出现由过度阐释所导致的虚构性、为文化研究策略所掩饰的对抗性话语特质及由高昂的主体精神与理论热情所带来的话语的空蹈姿态。     

悲情诗性与复调对话——巴拉丁斯基哲理诗《秋天》新解

巴拉丁斯基的著名哲理短诗《秋天》,通过多重主体的复调对话烘托出人类精神与物质之间巨大的冲突与永恒的痛苦,其诗意表达通过对完整主体的割裂与不断重新拼接而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情绪基调,表达出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悲情诗性。然而,这种悲观思想也许并不是无可救赎的,对巴拉丁斯基诗歌的解读不能忽略复调对话的循环轮回与重生特征,《秋天》也许正表达了一种对于未来充满痛苦而又隐藏着希望的解读方式。作为一位"写给未来"的诗人,也许正是到了对巴拉丁斯基进行重新解读的时代。     

古代旅游文学释义

"古代旅游文学"是反映创作主体旅游生活的文学作品,并对该概念的内在规定性作出了进一步阐释,指出了其与山水文学、行旅文学等文学样式的联系与区别。     

日本现代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现状与展望

在日本,生态文学又被称作"环境文学"、"自然书写"。日本自古便是亲近自然、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民族,它的生态文学,可以追溯到平安时期。经过了千年的积淀,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后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迈出了全新的一步。日本学者在学习欧美生态批评理论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结合本土作品特质,试图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生态批评方法。本稿对近现代日本生态文学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总结归纳了日本现代生态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果,旨在整体把握日本现代生态文学研究现状,深入探讨生态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影响力,为我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及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美善的悖论:西方文论中的审美与伦理

在西方文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视域中,审美与伦理之间的僭越、对抗与融合,书写了文学中持久的美善悖论。西方文论中审美与伦理关系的观念演变,经历了从文学审美的伦理化、文学审美的去伦理化到文学审美与伦理的悖论式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构建了审美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文学场域中的美善悖论。这样的悖论关系使文学褪去"至善"或"纯审美"的神圣光环,重新回归一般文化生产领域,寻求二者的悖论式融合。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和新审美研究共同突破了"普遍性"和"个体性"价值矛盾的僵局,在彼此之间架起了对话和反思的桥梁。     

创造性的接受主体--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与外来影响

余华的创作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但也深深驻扎在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中.余华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来自于川端康成的启示,先锋文学的辉煌则得益于卡夫卡的拯救,而创作的逐步完善又是感悟于福克纳的结果.余华在这种影响与接受中不断彰显着接受主体的创造性,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文学新天地.     

灵魂的写实:突进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体验--论中国新文学的心理体验现实主义

心理体验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是在审视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缺失的背景中形成.其强调创作主体的作用,重视作家主体的深层心理体验在创作中的运用,深化对现实中的"人"的认知与把握,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独创性.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形态,汲取其有益经验,对丰富与深化现实主义不无裨益.     

论口传文学与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口传文学的文字化使其超越了传承民族文化和生活经验的最初意义,成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建构族群主体、凝聚族群认同和拯救族群文化的重要手段.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广泛运用族群口传文学,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文学的书写内容,形成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审美追求.     

缤纷思维空间的对撞与嫁接——文学思维与音乐思维之比较

音乐思维的过程是艺术家的情感通过可感觉的物质性的桥梁(作品),仍然回到非物质性的精神领域,eP Eh心灵--心灵;而文学思维的过程则是:艺术家的情感依附于具象之上,通过艺术的典型化仍化作作为具象的文学(客体)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则可以唤起读者的情感.显而易见,音乐思维是艺术的"想象"与凝聚而以艺术的联想和幻想为辅.文学思维基本与此相反.两种思维这种特质上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文学家与音乐家创造个性的艺术显现和欣赏主体的感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