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完善——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生命本体论阐释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有着诸多的阐释可能性。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上来讲,文学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在文学言语活动中,公共语言的个人化表达方式使不可言说的私人感觉得以呈现,营造了留存个体生命之私有性的精神领域与审美空间。在其间,无论是文学言语活动中的创作主体、接受主体还是人物主体都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完善,文学为人类提供了突破自身存在困境的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人学。     

茅盾早期的真实论

茅盾早年把“五四”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文学中去,把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也把文学的真实问题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他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学,正是依靠“真实”这个法宝击败了封建旧文学,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舟山歌谣的生命意识

语言与社会结构互为建构的关系表明,作为民众话语重要形式的歌谣,不仅记载了民众"外在的"生活,也隐藏着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通过对舟山歌谣的总体性分析不难透视出近代舟山民众的生命意识:基本格调为沉重悲苦的生命体验;童年、爱情生活与节庆之中短暂的生命欢愉;顺应自然的时间意识和混沌的历史意识;顺应自然的死亡观、灵魂不灭的现念和祖先崇拜;"男性主宰生存、女性主宰生活"的两性关系模式等.同时,歌谣这一民众话语折射出的民众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再现了近代舟山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变迁的微观路径,也提供了一个反思主流话语的参照.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经验表达——20世纪50年代洛夫诗歌的写作意识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文学与政治之间处在一种既紧张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中.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文艺问题的重视带有某种总结历史教训,并致力于为现实政治任务服务的特点,积极倡导"反共文学";另一方面,受到当局鼓舞而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却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孕育滋生出"另类"的声音,并最终促成了台湾文坛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具有决定意义地奠定了当代台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洛夫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军人身份与战场上炮火的洗礼使他对生命的意味有很多充满悖论性的体验,他的诗作表达出对生存与限制等哲学命题的感悟,这种文学意识在其1960年代以后的诗作中得到更加张扬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以往讨论较多的是其60年代以后的创作情况,而忽略了作为艺术准备期的50年代的作品.以洛夫在19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讨论对象,尝试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如何呈现并引领了时代风气,并逐渐塑造了诗人的美学风格与文学意识等问题.     

“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

肇始于明治时期的绝对天皇制早已于二战结束后被取代,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昭和精神与其他各种时代精神混糅于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围绕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较量近年来越发激烈。本文论述了大江健三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选择,尝试分析了大江所追求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进行对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追寻生命的真义--论萧红作品的生命意识

本文以"生命意识"为视角观照萧红及其作品,通过研究其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复杂的生命现象的描写,及其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等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大问的追问,对萧红及其作品给出一种新的诠释,以期对萧红研究有所贡献.本文主要在萧红作品对人本身的关注、对生命异化现象的深刻揭露和反思、对"人的精神空前失落"的揭示,对"人的精神"的深情呼唤,对人类渴望获得顽强生命力,彻悟生命真义超越轮回的揭示,以及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试图借此找出萧红作品历久常新、酎人寻味的真正原因.     

解释学与生存论双重视阈中的“实事求是”

黄玉顺先生曾依据"实践主义"的解释原则,阐明了"实事求是"命题所具有的存在论新意。本文则试图以解释学精神来说明"实事求是"命题各个涵义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说明"实事求是"命题所展现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并立足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整体视阈,进一步深化"实事求是"的生存论涵义。     

论郭沫若史剧中悲剧人物的意识特征

本文探讨了郭沫若史剧中悲剧人物的意识结构层次,所含的历史精神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人民意识是郭沫若史剧中悲剧人物的总体意识,构成总体意识的是政治、伦理和哲学三个意识层次,仁道意识、利他意识和本体意识是三个层次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民意识实质上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精神,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人道主义是其最完备的体现,它的基本特征是历史的进步性、一贯性和悲剧性;人民意识虽是历史的精神,但归根结蒂是现实的反映,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时代精神在历史人物心灵中的反射。这种反射在读者心灵上的反映,便是强烈的现实感。     

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发生的文化逻辑

悲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的题材样式。异域文学精神的启发与作家自我体验的折射一向是学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素质的主要观念前提,这种学术视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本土性的历史文化处境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创作起到的重要制导作用。中国现代积贫积弱和战争不断的历史环境以及急遽变化和自由混乱的文化境遇,为悲剧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化转型的观念结构的意识分裂与价值冲突,生命个体的全面苏醒勃发的意志与理性的冲突,宗教意识无法忽视的潜在影响,政党政治的兴起与观念分立背景下价值建构的不懈努力,不但使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暗合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多种悲剧观念,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观念形态与艺术特征。     

丁玲抗战小说的时代特色

1937-1949年的抗战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印迹。在抗战文学史上,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发挥了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成为动员人民投身民族抗战事业的有力武器,而且探索了一条适合抗日战争和中国读者审美习惯的战争文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赴国难、救亡图存、个人荣辱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此时期的作品,可谓时代的产物、创作千载难遇的时机,成为丁玲创作的新基点,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一种体现。丁玲的九部抗战作品都是一种民族的记忆与沧桑,既是珍贵的也是最值得保留的文学遗产,为后人研究人类历史,民族史,文学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笔者以丁玲的抗战小说为例,将民族学植入一种新的历史土壤和文化语境,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探讨抗日作品中时代特色。抗战时代虽已过去,但是值得反复书写,不仅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价值体系,还是从人类自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产生的作品中"生存""道德"与"民族"的观念来研究民族史,尊重生命、爱好和平对于当下,更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