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现代建构——熊十力《读经示要》"群经治道九义"阐微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概括出"群经治道九义",借助儒家经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外王学体系.通过阐发"群经治道九义",熊十力确立了内圣开出外王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儒家礼治的差异精神与近现代平等理念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群经治道九义"是熊十力数十年艰苦探索儒家外王学的结晶,尽管他后来结合时代变化有新的思考,但在总体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超越."群经治道九义"的提出,标志着一个现代形态的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确立,对其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儒学思想及其现代命运的理解.     

熊十力与王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尽管他力图融贯华梵,并以“新唯识论”名其体系,但其思想根底,基本上不越儒学。这一点,熊十力本人亦并不讳言:“新论确是儒家骨髓”(《十力语要》卷三)。而熊氏所说的儒学,主要也就是王学:“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同上)。熊十力在建构其新唯识论体系时,事实上也一再出入于王学。这样,要对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即不能不从考察熊十力与王学的关系入手。     

新内圣与新外王的双重变奏——论熊十力的人生理想论

作为20世纪初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面对根治民族劣根性的诉求与文化中庸主义的驱动,创立了一套"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他将"仁"作为新内圣学的根本,并从中开掘独立、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把礼治作为新外王学的内核,通过均平与更化并施的手段带领民众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夙愿。熊氏的"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的沟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也论卢梭和黄宗羲思想中的几点差异

卢梭和黄宗羲的思想表面上看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其深处却有着迥然之别。首先是人性观的不同：卢梭从人生而自由出发,把自由等同于善;黄宗羲则以人的道德性为前提,彻底否定了人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政治理念之不同：卢梭基于其思想中平等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古代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而黄宗羲的君位之设肯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性,因而继承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精英政治观。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也论卢梭和黄宗羲思想中的几点差异

卢梭和黄宗羲的思想表面上看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其深处却有着迥然之别.首先是人性观的不同:卢梭从人生而自由出发,把自由等同于善;黄宗羲则以人的道德性为前提,彻底否定了人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政治理念之不同:卢梭基于其思想中平等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古代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而黄宗羲的君位之设肯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性,因而继承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精英政治观.     

王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王学又称阳明学,在海外(包括日本、欧美),它是一个常论不衰的热门课题,但是在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学却久遭冷遇。近年来,这种情况渐有改观,出现了一些颇有份量的王学论著。杨国荣同志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以下简弥《通论》)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通论》是把王学作为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一代思潮来加以研究的,而不是仅仅限于王阳明一人的思想。这是《通论》区别于其他王学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从王学取代正统理学而崛起于明中叶以来,它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乃至近代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晚明社会意识的演进,到明清之际思想的震荡,再到近代新旧观念的嬗变,王     

泰州王门学派一代宗师王心斋哲学思想论粹

王心斋早年师事王阳明,故其学术思想深受王学思想影响,但由于王氏学说在主体思想的内容上与师学有所违异,故另立“泰州学案”。王氏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尊身立本”为依归的“淮南格物”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百姓日用印道”的思想观点,及“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万世师”和“养之有道”、“教之有方”的政治思想中。以上诸说反映出王心斋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独特风格及其与王学的联系与区别。     

辛亥革命与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以两类革命派的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平等观念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时期,它与革命派中两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章太炎等的无政府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刘师培采取卢梭式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路径。主张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并且要根本上祛除国家政权,对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则予以激烈的否定。章太炎从追求毕竟平等出发,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借佛学和庄子来论证平等的形而上学,走排遣名相的抽象路径,并没有完成平等如何可能的哲学论证,反而导致虚无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上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并承诺将其转变为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是孙中山主张机会平等,反对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其经济平等的诉求远比其政治平等的要求激进,并且主张依赖全能政府来实现平等。他的权威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与无政府主义虽然呈现为对立的两极,但同样都表明平等的嬗变尚在途中。     

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性学:晚明思潮演衍的一个纽结--兼论刘宗周性学思想的理论得失

一自明中叶以降，如日中天的王阳明心学日渐式微。王学式微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应当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王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一言以蔽之曰：本体和功夫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展开和外化，直接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学则”和“教法”的层面上看，悖弃儒学传统的“以心言性”之性学和修养心性之实践，乃是当时宗孔孟之道、严儒释之辨的儒家学者所痛心疾首、辩难不已的。而揭示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抨击王门后学的末流之弊，当以东林学…     

浅析熊十力的“大同”理想———以《原儒》和《读经示要》为例简

“大同之世”出自于《礼记》,是先秦儒家对理想政治的描绘。熊十力推崇六经,同时又心系国家苍生,“大同”理想便是他本人结合当时所处之特殊社会状况并根据自己对六经要旨、大道的理解所提出的思想体系,也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内容上看,它既包含了传统儒家理想的仁爱礼法、奉公去私、厚德利生与和睦共生,也融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法治,以至于最后期盼实现一种消弭国家界限而天下一家的和睦世界。可以说,“大同”理想作为熊十力“外王”的归宿,起到了对本体论、宇宙论等思想的统领作用,从而具有极为复杂的综合特点,也对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其思想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     

外与内:论王阳明思想的起点

阳明早年按照他所理解的朱子学中"格物穷理"的方式去格竹子之理,但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固然有其早年对"格物穷理"的某种误读,然而,其中反映出的理论内涵则在于:处于割裂状态的外在之"理"与内在的"心"之间的关联如何建立的难题.龙场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味着确立了心与理本是二而一的,换言之,理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如果说,龙场所悟之道在理论层面上重建了普遍之理与人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那么,上述这种人心与理之间外与内的关系转换也成为阳明思想的理论起点.     

论自由、民主与平等理念的张力及其在近代中国的被误读

自由、民主与平等三个理念之间尽管有其相契合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而这三个理念各自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甚至尖锐的对立。传入中国后,由于近代知识分子对这些理念的错误解读和混乱适用,使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更为混沌,可以说,自由、民主与平等理念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不仅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有关系,而且与近代知识分子对它们的误读和混用有更大的关系。     

宋代新儒学的平等与差别理论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平等问题是以"原理的平等"与"现实的差别"相矛盾的关系出现的。宋代新儒家学说的代表学者朱熹引进了性理学的理与气的概念,把孟子的性善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次(Ontological Lev-el),又通过气的概念来说明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别。从把"理"限定在人内在的理性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可以探讨人的平等,它通过"分殊理"运用于把现实性差别正当化的理论根据,依据理先气后的理论,主张虽然原理上在现实中存在身份的差别,但它并不是作为平等的原理,与此相反,作为构成封建秩序的重要中轴,上下身份的差别成为必然的东西,不得不走向固定化、绝对化。     

郭店竹书《老子》与儒道思想关系之辨

郭店竹书《老子》的发现,引发了人们对于早期儒道思想关系的重新思考,许多学者针对郭店竹书《老子》与传世本《老子》文字上存在的某些差异提出看法,认为《老子》并不反对仁义,而早期儒家、道家有相近、相通的思想,两者的对立则是出自后世的歪曲。然而事实上,郭店竹书《老子》与传世本《老子》在思想上并不存在重要的差异。某些文字的差异不宜夸大,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否定《老子》思想中固有的批判仁义的倾向,以及早期儒道思想之间存在的根本的、重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