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论苏轼七律的自我意识──兼及苏轼在七律史上的地位

在明清一些学者眼里,苏轼的七律没什么成就。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评论说：“东坡近体诗……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苏诗评点大家纪昀则直接了当地指出：“七律亦非东坡长技。”（《瀛奎律髓》卷二苏轼《卧病数月……》诗纪批）研究七律发展史的专...     

论苏轼早期诗歌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的大文学家和最著名的诗人。苏诗最能体现宋诗的艺术特点,它对宋诗和后世诗歌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早期诗歌创作,是指他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大理寺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厅公事任以前的诗作。这是苏轼二十六岁前的     

复原《施顾注坡诗》之我见

一、施顾注本之价值 南宋宁宗年间,施元之、施宿、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本,简称《施顾注坡诗》。该书具有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可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一曰编年胜于分类。自南宋至清,流传最广的苏轼诗注本是《百家注分类东坡诗》。此书有宋、元所刻二十五卷本及明、清流传的三十二卷本,二者皆以类相从,编收苏轼诗。《施顾注坡诗》乃按年编次,更为合理。清儒考订苏诗编年,颇有建树,都是以施顾注本为基础而进行的。     

论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创作

任职凤翔府签判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驿站。这一时期,他对各体诗歌皆有尝试,尤以五七言古诗和七律成就较高,叙事、记游、题咏、抒怀是其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从艺术成就看,比喻乃至博喻手法的运用、构思上的翻旧出新、以文为诗等,都显得比较圆润成熟,恣肆纵横、舒卷自如的艺术风格也基本形成。凤翔诗作的创作实践表明此一时期苏轼诗歌创作已较为成熟,确立了苏诗的基调。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他的心态和眼界的开放阔大,以及创作经验的日臻丰富都密切相关。     

陶诗与苏轼《和陶诗》思想倾向比较

陶渊明与苏轼是我国东晋与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相距约七百年之久,然而,苏轼晚年却酷爱陶诗,在他贬谪岭海时,曾将“陶诗与柳文”,视为“南迁二友”,并且依韵“尽和其诗。”这在我国诗歌创作史上,确属罕见的现象。     

关于苏诗二则

<正> 一、今存苏诗知多少近读陈迩冬的《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其《后记》云:“今存苏诗,约四千首,是他从二十四岁起,到六十六岁止,四十几年中的作品。”再读陈迩冬的《苏东坡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其《前言》又称苏轼“所遗留下来的全部诗四千余首,词三百余首”。这样,苏诗总数“四千余首”,就此也成了一家之言。我查阅了现在所能找见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苏轼诗集,分别做了统计。先将自宋以来有代表性的几种苏诗注本收诗数目列举于下:     

论东坡诗的讽刺艺术

在苏轼现存的２４００多首诗中,语涉讽刺者大约可占三分之二。其讽刺时政的诗篇,有些是露骨的讽刺;有些则是隐而不露,但其中蕴涵着“精悍道古”式的辛辣幽默。在其一部分赠答诗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表现对亲友的真挚情感的同时往往也借助讽刺的手法,从而使这类诗带有亲切而幽默的情调。其语带自嘲的诗篇亦占相当数量。用事讽刺是苏诗重要的讽刺手法,而大量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尤为其最大特色。运用反语和对比进行讽刺也是其常用的手法。上述讽刺手法往往互为交错或同时并用,妙趣天成。我们应该把苏轼诗歌讽刺艺术的渊源追溯到庄子。苏诗的讽刺艺术集前人讽刺艺术之大成并发扬光大,是我国诗歌史上讽刺艺术的一座高峰。     

苏轼与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差异

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诗坛代表人物,黄庭坚师从于苏轼,按常理说二人的诗歌创作应是相似的,但通过两人流传下来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二人的诗歌特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有其深层的原因。     

简评方回的苏诗评点

方回评点苏诗的主要内容有喜欢于评点中对苏诗系年,运用比较的方法阐发对苏黄优劣与"二苏"优劣的看法,注重人品与诗格的统一,推重苏诗"变体"等法则,亦旁涉苏诗的用典、押韵等.其特点是评语比较详致,多选七律.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诗经》与先民之“高禖崇祀”

古人有“崇祀高禖”以求子的习俗.《诗经》中的《大雅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

道德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诗歌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主要构成要素。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的本位是国家与群体,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民族关怀。九叶诗派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中国诗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艺术主题,尤其是在揭示现实的负面因素方面显示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