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政治发展视域中的平衡问题研究

政治平衡是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了民主和效能、分权和集权以及参与与控制这三组矛盾,分别从价值预设、制度建构和运行机制三个角度,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平衡问题进行研究,最后提出了政治平衡的前提条件——多元化和政治宽容。     

发展中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在建立了民族国家或刚刚独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即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府体制。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是由思想解放、经济增长、政府能力、政治稳定、公平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组成的目标体系；而可供选择的政府体制有民众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集权主义的、集权技治主义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目标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最后是公民政治参与。与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相适应，在政府体制选择中首先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府体制，以后依次是集权技治主义的政府体制、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民众主义的政府体制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嘉靖朝政治

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史学与明初政治

明初 ,尤其是洪武时期 ,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其时 ,统治者不仅以历史中获取制定政策、建立制度的灵感和理论依据 ,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其具体的统治目的服务 ,利用史学进行政治教育。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 ,是明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政治生活与政治学基础理论

本来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是从公民和民生社会中提升出来的高贵的、体现集体精神的公民公共生活。在民生社会衰微甚至被消除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生活是扭曲的、反向的社会政治化的结果。民生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为积极的社会政治化提供了前提。发展科学的政治学理论是经营、建设体现和谐合作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方面，而要做好这一工作，又必须先在作为其元理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下功夫。政治学基础理论是一个包含多领域的开放性的论域，其任务是要回答政治学理论究竟以何种方式、范式、途径和材料才能科学、合理和有效地建构起来。     

论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

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意识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青年的精英意识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参与精神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青年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但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对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应当以社会利益激发其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对青年的网络表达进行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政治知识: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能视角

政治是-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权威性安排,政治知识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的认知与信仰,政治知识构成现实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政治知识研究与一般的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要求实现"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关联和贯通,防止"化约论"的倾向.政治知识研究有助于深入解读中国古典政治的本质与特征.有助于有效分析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并实现中国古典政治研究与中国现代政治研究的有机结合.因此,政治知识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研究方法应成为政治学界推进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能视角.     

论政治妥协

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泛泛反对政治妥协.政治妥协作为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作为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时代,政治妥协甚至成为化解冲突的普适性的机制,同时也提升着政治系统的现代性资质.当政治妥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时,社会稳定、人类和平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政治知识化:思考政治生活的新维度

从知识的视阈思考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是政治学理论的一贯传统,用知识解释政治的范式应该成为经济解释政治的范式的重要补充.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有效运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政治制度创新,建立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应包括先进的思想观念;权力的协调、制约、监督机制和行为的激励机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等。     

论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是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是政治学的基础范畴。在政治冲突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下 ,政治冲突表现为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 :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